【01沙龙】安乐死：哲学和伦理学多角度探讨

随着香港人口老化问题愈趋严重，社会上很可能有更多长者遭受长期老年疾病的困扰，他们或会提出作安乐死的诉求。因此，《香港01》在七月底举办了一个沙龙，邀请两位哲学及伦理学学者与我们对谈，指出安乐死的几项大争议，试图带动社会重新正视有关安乐死的公共讨论。

在十多年前，人称“斌仔”的邓绍斌寻求安乐死轰动一时后，坊间探讨安乐死的积极程度逐步减退。医管局早已旗帜鲜明地反对安乐死，发出了官方的治疗指引，令外界部分人误以为已可为安乐死的对错盖棺定论。但学术界并未曾停止过相关的争论，坊间却缺乏长期讨论的基础，《香港01》认为有必要令外界重新意识到探讨这个议题的重要性，遂在7月27日举办一个有关安乐死的沙龙。

是次活动邀得浸大宗哲学系副教授陈强立博士及城大公共政策学系副教授陈浩文博士出席分享对安乐死的看法，并跟《香港01》的员工对谈。

争议一：如何定义安乐死？

学术界没有一个对安乐死一致接受的定义，因为如何界定这个词汇可能已隐含了背后的立场。有学者以主动和被动，以及自愿、无意愿和非自愿两种区别方法归纳出六种安乐死种类（详见表）。

医管局并不认同被动安乐死的说法，它认为安乐死“有直接并有意地使一个人死去，作为提供的医疗护理的一部分”的意义。但被动安乐死的意思只是在恰当的情况下“不提供或撤去维持生命治疗”，并无直接杀害病人的意图。另外，有些人认为，安乐死一词美化了自杀和医生协助病人自杀的行为。

陈浩文博士表示，被动安乐死或已意味着承认“透过令病人死亡使他们的痛苦得到解决”，在现今香港法律而言，这已涉及谋杀或误杀。但若只是对即将离世的病患者不给予或撤回无效的治疗，那医疗人员只是不再延长病患者面对死亡的过程，而没有加速他们死亡的意图。

陈强立博士则认为︰“以‘终止无效治疗’此一语辞取代‘被动安乐死’比较合宜。终止无效治疗只是容许病人死去，诱发病人死亡的是病本身，而非医护人员的行为。”

陈强立博士又指出，当病人有清醒的意识、理性思考的能力和意志时，已表明他昏迷或失去决定能力后不愿意继续接受治疗，这类终止治疗的行为不应该引起任何争论，因为病人有权决定是否接受治疗，强行对病人施。强行施予治疗，可以被视为侵犯或袭击病人，构成刑事罪行，所以医护人员只尊重病人的选择，并没有杀害或加速病人死亡的意图，不应该视为安乐死。

争议二：人能否就安乐死作一个完全客观的道德判断？

另一项有关安乐死的重大争议，是人类可否就每个相关案例作完全客观的道德判断。

陈强立博士从批判思考的角度来回答上述问题。他认为我们所持守的信念必须经得起理性的批判，不应独断。对于道德信念，亦应采取同样的态度。如此一来，对于绝大部分的道德问题，我们都应该存而不论，又或者视之为个人信仰的问题。因为，人类的理性对这些道德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给出精准或确实的答案。这并不表示，我们要接受道德相对主义或道德主观主义的立场。因为，有某些行为，比方说无缘无故杀人，是任何社会都难以接受的。人们要安稳地生活，有些道德规范是大家得必须接受。

然而，有更多的道德规范，其实只不过是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和文化所衍生出的事物，亦即是马克思所说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于安乐死的道德问题，陈博士认为我们亦只能采取类似的看法。

陈浩文博士认为，单纯以是否有自主意识或自决权去决定能否作安乐死亦同样是有问题的，原因是作安乐死与否，不仅是个人层面的伦理追求，而是牵涉公共政策层面的问题，两者并不一定是一致的。在个人层面而言，病人在很多情况下均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在公共政策层面的考虑，他担心一旦在公共政策层面落实安乐死合法化，则有可能被其他人滥用，例如受情绪困扰的人亦可透过这个途径自杀，令安乐死不再只成为协助极度痛楚的病人去解决痛楚的手段。

争议三：人是否有死亡的权利？

人是否有死亡的权利亦是探讨安乐死时常见的问题。陈强立博士提及有些哲学家认为人类理应有如此的权利。但基于上文所提及的理由，他认为我们难以断言人是有或没有这种权利。

陈浩文博士则指出︰“人只有死亡的自由，而没有死亡的权利。”他又强调，滥用安乐死和滥用其他东西并不能相提并论，因为死亡是不能逆转的，所以政府在决定是否容许安乐死合法化时必须非常谨慎。不过，他又补充指，有些罕有的病会为病患者带来巨大而未有有效药物作纾缓的痛楚，从个人层面看，他想不到任何理由去阻止那些病患者作安乐死，但从公共政策的角度，以公众利益为依归，把安乐死非刑事化甚至合法化，未必可行。

《香港01》对未来的展望

在沙龙活动中，两位学者均认为现阶段尚有很多有关安乐死的争议值得讨论下去，而他们亦不能就每项争议提供无可争辩的答案。《香港01》并非试图透过举办一个沙龙去解决所有有关安乐死的争议，不少争议在沙龙完结后仍会继续存在，但《香港01》希望透过两位嘉宾的分享，带动自己的员工以至社会各界重新关注这个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