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很难】自我设限的政党政治（下）——多争拗少论述
香港政党政治的发展，在体制上受《基本法》的设计及比例代表选举所限，本身就难有大作为，加上政党本身的步步为营及不思进取，发展就更不如人意了。
上文已经探讨过政党发展规模细小的问题，本文将会剖析政党欠缺从政理论基础及长远执政思维，导致政党政治发展停滞不前。
问题二：缺乏从政理论基础？
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很务实，务实到一提及“理论”就会听不入耳，久而久之就缺乏了建构论述的能力，政府管治如是，政党发展亦如是。
过去曾有政治论者提出，政党的核心思想、意识形态及理论基础，是其立党之本，并应以此建构政治纲领，再配合有关理念探讨社会问题，继而制订出长远的公共政策。他们又认为，香港政党发展的滞后，正正源于欠缺完整政治纲领，没有明确的核心思想、意识形态及政治论述，令政策迷失方向左右摇摆，继而导致政党失去凝聚力，只能循政治争拗或非理性的政治动员，来换取群众支持。
例如，以民建联和民主党为例，撇除他们以对中央的态度来作为意识形态的简单二元区分，其实他们在大部分经济和民生议题上，并没有太大分歧；又如，2004年“领汇上市争议”，民建联和民主党都力表支持，后来领汇苦主日增，两大党随即转軚，大力批评领展是无良企业。另外，公民党在上届立法会的医委会改革条例投票时的“三色雪糕”，亦堪称左右摇摆的“经典”。
罗健熙并不同意民主党欠缺清晰理念而在政策上左右摇摆的说法，他认为，民主党从没改变基本理念，但在不同的时间点，会面对不同的博弈，例如北京和香港的关系、甚或是市民对他们的期望，都会作出有点不一样的决定。
既然这些因素足以动摇民主党的判断，不就正正反映了民主党在政策倾向上的不确定性？但罗健熙反指，政治并非可以简单一套走到尾的艺术，既要有弹性妥协，也应有弹性企硬，有时会走得前些，有时又会向后退，但都没有违背信念。
被批评不时转軚的，还有被讽是机会主义者的自由党，总会看准时间再出击，该党不但在民生上摇摆，即使是其本身的定位，也历经变迁，连党纲也截然不同。例如在李鹏飞担任主席年代，他本欲把自由党打造成亲工商的跨阶层政党，至田北俊接班后，打算专注做好工商党的角色以维护业界利益，但2003年七一大游行之后，他看到民心向背，又把自由党重新定位为跨阶层政党，靠打特定议题赢取选民支持。
钟国斌否认自由党是机会主义者，但指成功人士之所以成功，正正源于他们懂得在适当的时机一击即中，“虽然我不想太常用生意佬的角度来看，但我们做事情，虽然不一定每一次都要得到很多回报，但只要看准时机去做，效果可能会比你一直做一直做来得更好。”
问题三：不具长远执政思维？
前文《非驴非马的香港政党政治》已探讨过现有体制对政党执政的局限，并提及民主党李柱铭、自由党李鹏飞及民建联曾钰成，曾经畅想过回归后可以轮流执政。
但20年过去，无论是曾经撰文呼吁中央及港府促进政党政治发展的叶刘淑仪，抑或向往民主政制的钟国斌，还是有望接掌民主党的罗健熙，都觉得政党执政离香港愈来愈遥远。然而，这个基于政治现实的认知，却惹来不少批评，指政党普遍欠缺执政思维，盲目为撑而撑、或为反而反。
有论者指出，政党的基本定义是透过选举或其他手段，以获取执政权力为目标而成立的团体，故理论上，所有政党都应该以执政为目标。不过，这理论在香港出现偏差，建制政党为免得罪中央，普遍对执政避之则吉；而泛民政党则对执政空空而谈，甚至基于意识形态之争拒绝加入特首林郑月娥的新班子，双方都没有实际的执政准备，对组织执政准备工作的积极性相当低。
“执政党是不太可能成事的了，我们只能等候中央发落。”谈及遥不可及的“执政梦”，钟国斌说得云淡风轻。
然而，如此思维岂不是不思进取？钟国斌不答反问，“你有办法吗？就是无办法。不过也不用太颓废，因为执政联盟还是有些发展空间的，自由党现在有两名党员加入政府管治团队，相信他们会把我们代表的声音带进去。”或者，这就是这代自由党的执政思维。
至于民主党的执政思维，一直是个难解的迷思。“我当然乐见民主党将来可以执政，但在短中期之内，若要我们尝试去做一个有执政意志的政党，某程度而言，我们会死的。”罗健熙直言，“你一旦拥有执政意识，即是你要好好思考如何处理与北京的关系，你在某程度上亦会和政府很接近，民生政策我们当然愿意合作，但如果是在政治上再靠近政府，变相要放弃道德光环，甚至牺牲核心信念，我们的定位就会很模糊，市民的支持亦会迅速消散，实在博不过。”
选举是政党的生命线，没有选票的政党固然什么都不是，但为了选票而自缚手脚的政党，自愿放弃培训政治人才及提升政治能量的机会，确实也难以大展拳脚，实践理想。
公民党是由创党至今，唯一明言会以执政为目标的政党。公民党书面回应称，该党从来不会“为反对而反对”，而是负责地面对问题，提出建设性建议，并以执政思维进行社会政策研究。另外，公民党亦致力推动政党政治的发展，认为要长远配合民主政制与政党发展，须订立《政党法》、取消政党人士不能担任行政长官的限制、及要求政府提供足够资源，让各党派能从事独立的政策研究及调查。
有别于其他受访者，有战略研究学术背景的袁弥昌，尝试透过政党模型（party model）的发展历程，去解释香港政党的执政迷思。据袁介绍，当今政党模型理论主要有四大类别，按时序发展先后包括：
（1）精英/干部政党（elite/cadre party），由精英或显赫人士组成，其规模较小，主要在立法机关活动，公民党具备相关特征；
（2）大众/群众政党（mass party），政党广招党员而纪律严明，特别强调阶级利益或意识形态，一般规模较大，民主党具备相关特征；
（3）囊括型/全方位/全民政党（catch-all party），政党以争取最多选民支持为目标，愿意为此放弃部分意识形态包袱，有助缓解社会矛盾、弥合社会裂痕，香港目前未有任何政党具备相关特征；
（4）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政党被政府吸收，成为行政机构的一部分，逐渐与公民社会疏离，基本上，所以加入政府行政会议和管治团队的建制政党，都具备相关特征。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曾经指出，在1990年代初期，当经济好景、阶级斗争不明显、社会矛盾未显现时，民主党曾经是囊括型/全方位/全民政党，可以尽揽六成选民的支持。不过，袁弥昌则认为，民主党当时的囊括效果可能是社会对新型政党的反应，即香港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经历过“囊括型/全方位/全民政党”的时期，换言之，政党模型的辩证过程出了问题，所以香港从来没有出现一个可以摆脱两极化、实践中间路线、拥有具跨阶层吸引力政治纲领的政党，以致政治困局迟迟未解。他正致力把新民党转型成这种政党，冀以中间路线解决社会纷争。
无论是《基本法》以行政主导为原则的规范，还是中央与香港之间的互信不足，抑或是政党本身的步步为营、自缚手脚、不思进取，都导致本港的政党政治发展滞后，影响本港政治生态，令政府苦陷于管治困难，难怪有过半市民不满意政党表现、会讨厌政治。连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前特首董建华，去年出席公开活动时致辞，直言政府管治困难源于缺乏执政党。
问题症结如此明显，林郑月娥若要改善管治问题，不但要打破二元对立思维、积极与各党派建立合作关系，更要大胆提出彻底解决问题的建议，例如检讨行政主导原则、检视政党的管治角色，推动政党政治的发展，从而令香港走向善治。
上文节录自第74期周报（2017年8月21日出版），原文题为《香港政党政治三大难题》，现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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