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钰成vs李柱铭】不能说的政党政治（中）—— 点解无得执政

1995年立法局选举，民主派取得过半数议席，民主党李柱铭、自由党李鹏飞及民建联曾钰成，曾经笑谈回归后可以“轮流执政”，但司徒华早就警告过民主派：“从1997年香港回归开始，我们要准备20年在野！”
今年适逢回归20周年，至今仍未落实双普选，民主派多年来虽仍获得近六成选民支持，却屡在议会中处弱势，不但“在野”了20年，而且“执政”无期，而即使是在议会中占大多数的建制派，亦形同“在野”，未有任何“执政”机会。
尽管政党的身影在政治舞台及社会舆论中随处可见，外界均期许政党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监督甚至制衡政府的施政和管治，但在政制发展停滞不前的情况下，现实与期许总有落差，政党发展渐呈颓势，令“执政梦”越来越远。

根据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过去五年的调查，平均有44.4%的受访市民对政党表现感到“不满意”，而感到“满意”的比率仅6.2%；受访者主要不满政党做不到实事、只为自己利益而非真心为市民、只懂互相争拗、不能代表市民意见、拉布、缺席会议、偏帮政府等。

同时，有多达58.9%的受访者认为，目前没有他们最支持的政党或政团，即使是最获支持的民建联、民主党及公民党，平均支持率亦分别只有11%、7.2%及6.2%。另有，有52.5%的受访市民，对未来十年的政党发展感到“不乐观”，感到“乐观”者不足一成。

正如“一国两制”是特殊时空下的特殊产物一样，由此衍生的政党体系也别具特色，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把香港这种独特的“半政党政治”，定义为“不完整的残缺的政党体系”，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研究员黎沛文及林朝晖则指出，该定义与美国著名政治学者Michael G.Roskin提出的“易变或不发达的政党体系”相近：该体系一般出现在刚建立且不稳定的民主政治中，“不发达”即体制未完善，“易变”则指政党迅速成立和消亡、没有具体从政计划和理念、只是令政治领袖赢取选举的工具。

事实上，历经二十载变迁的香港政党发展，亦日渐突显出上述的“不发达”和“易变”，主要可归纳出以下五大特点和限制：

（一）政党成员不能做特首

环顾世界各地，政府首脑通常都是政党成员，但《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规定，特首必须声明自己不是任何政党的成员，并承诺在任期内不会加入任何政党、亦不受任何党纪约束。这直接导致在一定意义上，没有政党可以成为执政党，另一方面，当没有政党联系的独立人士当选特首后，对方亦未必能够顺利借助政党的力量，去统合不同利益集团，令施政更畅顺。

根据外国经验，政党理应是政府首脑筹组内阁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基本法》订明，主要官员由特首提名并报请中央政府任命，换言之，即使有政党成员当选特首后退党，但对方亦未必能按照个人意愿自由筹组与自己施政理念接近的管治班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政党成员的执政意识及发展管治才能的空间，令管治人才捉襟见肘。

“之前有高官批评民建联，说我们培养不了管治人才，但我说，民建联成立的目的就是去参选，尽量争取两级议会的议席，这是政党的生命线，我们从来就没有使命要去为政府培养司局长的。”曾钰成认为，民建联一直培养了不少参政人才，但在现有体制下，他们培养不了管治人才，“我一直都认为，政治人才不足是香港很大的问题，但政府政策拉拉扯扯又过得去，大多数人似乎都不觉得有太大问题，或许真的需要等到一个山穷水尽的时候，那才有转机。”

（二）政党没有行政权

特区政府沿用港英政府的“行政主导”原则，由行政机关负责制定及执行政策，然而，政党成员不能成为特区之首，在变形走样的“高官问责制”下，得以成功加入管治班子的政党成员亦寥寥可数，根据“新力量网络”2014年的调查，在董建华、曾荫权及梁振英等前特首任内，分别只有5.9%、13.5%及14.6%的问责官员具政党背景。

曾钰成提及，他在任立法会主席期间，有位刚到任的外国总领事问他，没有主导公共政策权力的香港政党，到底是如何撰写政纲的；曾钰成直白地回说：“这很简单，我们在政纲上写‘争取’某些政策，如果政府做到了，我们就说‘成功争取’，如果政府不做的话，我们就说‘继续争取’，事实上，我们能做的真的就只能是‘争取’而已。”

“我们现在的目的，其实主要不是要有执政的机会，那是之后的事，而我们现在正在拼命争取的，是保障我们原有的价值，令到立法机关和司法机构继续有制衡作用。”对于李柱铭而言，民主派的政治空间被打压得愈来愈窄，至于当年那个“执政梦”，也似乎愈来愈远。

（三）政党制衡权薄弱

立法机关是政党的主要舞台，尽管《基本法》赋予这机关制定法律、审批公共开支及监察政府运作等职责，但实际制衡权却相当有限。首先，凡涉及公共开支、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等有关政策草案，只能由政府提出，否则必先得到特首的书面同意。其次，凡是政府提出的草案，只需获得过半与会议员的支持，即可通过，但若是议员提出的议案、法案及修正案等，则必须经过“功能组别”及“分区直选”议员的“分组点票”，并各获过半数支持才能通过。

“大家都知道，政府不可能因为政党的论政水平出色，就改变政策。”曾钰成坦言，政党的角色被局限在区议会和立法会之中，而他们最关注的，是尽量争取更多议席，而非要以高论政技巧，令到香港得到最好的施政，“市民选议员，也不是要选一些高水平的议员，去研究如何制定政策，大家都知道的，在现有体制下，是不可能的！”

李柱铭则感慨，民主派在议会外得到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但是在没有普选的立法机关之内却是弱势，“我们说什么政府都不听，它完全当我们‘冇到’，对我们的意见不理不睬。”

（四）政党难成多数党

立法机关的组成和选举方法，也令单一政党难以取得过半数议席，导致大党分裂、小党林立，变相弱化其制衡力量。现时立法会议员可分为地区直选议员及功能组别议员，前者可透过全港选民一人一票选举产生，后者只供个别界别的选民选举，一直被指由建制派垄断。

至于选举方法，以1995年最后一届立法局选举为例，末代港督彭定康任内，推出加速民主进程的政改方案，大幅增加直选议席，并采取大党占优的“单议席单票制”，结果民主党在20个直选议席中，以41.9%的得票率拿下12席，而拥有15.4%得票率的民建联，则仅取两席。

不过，中央政府不满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故放弃末届立法局议员全数过渡成为特区首届立法会议员的“直通车”协议，并单方面成立“临时立法会”，又把选举制度修改为“比例代表制”，削弱获多数选民支持的大党的优势，如在1998年立法会地区直选中，得票率高达42.9%的民主党，所得议席却减少了3席至9席，而得票率仅25.3%的民建联，却增加了3席达到5席。

在议席减少的情况下，大党难免要面对出选名单的党内斗争，从而亦分裂及促生了不少小党派，令政治光谱不停扩阔，至去年立法会选举，61名具政治组织背景的议员，分别来自21个政治团体，当中有14个是民主派，其中有10个是“一人党”。

有评论认为，政治光谱的扩阔，是政党体系蓬勃发展的体现；亦有支持者担心，“一人党”组织松散，不利团结，变相削弱阵营的制衡能力。不过，曾钰成笑言，“民主派完全是开‘分开’的先河，他们之所以可以在地区直选取得较多议席，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分开’。”

（五）政党欠缺政治理念

有别于其他地方，本港没有《政党法》，所谓“政党”都是根据《公司条例》和《社团条例》登记的“公司”或“社团”，他们既没有“执政”与“在野”之分，也没有“左派”或“右派”的鲜明旗帜，却是以对中央的态度来作简单二元区分成“建制派”和“民主派”，前者被视为会为中央及特区政府护航的“保皇党”，后者则被纳入会挑战中央及特区政府权威的“反对派”，两者的政治理念都不能直接体现在对各种政策议题的取态上。

“民建联也好，其他政党也好，不时被批评没有清晰的政治理念，就是当公共政策推出的时候，人们不能够单纯地因为政策就判断出政党的立场，到底是左是右、是支持是反对。”曾钰成指出，这是现有体制下香港的特点，“没办法的，其他地方的政党可能会简单一点，只有一条主轴，有的政党靠左，有的政党靠右，但在香港，还有另外一条影响力更大的主轴，就是政党和中央的关系，从回归20年的经验而言，这个二维空间，是长期存在的。”

曾钰成说，在10多年前，有英国官员来香港访问，并邀约不同党派议员座谈，当时该名官员问及，当将来有普选之后，即香港和中央的关系相对正常的时候，香港的政治能否恢复到只有一条主轴的常态政治，当时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是绝对可行的。但曾钰成如今认为，这条主轴，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会继续存在。

因为这条主轴，令到本港政党难免被简单以二元区分，直接导致议会的辩论经常失焦，不时陷入针锋相对的局面，沦为没有建设性的意识形态斗争，“为撑而撑”或“为反对而反对”的非理性辩论层出不穷。可惜的是，在传媒哗众取宠的风气下，关于矛盾或斗争的情节，通常会被大肆报道，李柱铭反问：“如果我每次都拿政策出来，理性讨论，你说你们会不会报道？”

上文节录自第68期周报（2017年7月10日），原文题为《非驴非马的香港政党政治》，现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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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钰成vs李柱铭】不能说的政党政治（上）—— 轮流执政梦​

【曾钰成vs李柱铭】不能说的政党政治（下）—— 执政=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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