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党｜“小事化大”与“大事化小”

早在两年前特区政府宣布上调股票印花税时，市场上就有不少反对的声音，指政府的这一举措实乃“杀鸡取卵”。上个月政府开始就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不少团体有鉴于当前香港股市的低迷而再次呼吁政府重新检视股票印花税。于是就在内地8月27日宣布将股票交易税减半的同一天，特首李家超也表态将研究增加香港股票市场流动性问题。

笔者对特区政府的这一表态并不感到意外，但却对财政司司长长陈茂波在两天后就宣布已成立以证监会前主席唐家成为主席的促进股票市场流动性专责小组感到有些惊诧，一是惊政府的行动效率竟是如此之“高”，二是惊这样一件“鼻屎大”的事也要专门劳师动众成立一个小组来研究推进，随便一位股票资深从业人士心中对此都有“八九不离十”的答案呀！

来稿作者：周小稞

而这样的“小事化大”于特区政府而言已是司空见惯。譬如说，前不久为了打击滥用2元乘车优惠，运输署自六月底起与公共交通营办商展开为期两个月的联合打击行动，期间查核了全港18区超过500条专营巴士、小巴、居民巴士路线及渡轮航线约3,230个班次，查核了约1,780名怀疑不合资格使用2元优惠的乘客，当中只有1宗怀疑不合资格使用个案。

这样的结果其实在意料之中，一是香港民众绝大部分都是遵纪守法的，二是即便有少数违规之徒也大多不会顶风作案。问题是，这样耗时耗财的行为真能降低目前已高达30亿港元的交通补贴吗？答案恐怕是“NO”，因为居高不下的交通补贴并非是“滥用”造成的，而是政策设计的本身存在巨大的缺陷，变相鼓励香港长者合法合规地“滥用”交通补贴。

事实上，这种“小事化大”的施政风格由来已久。笔者在研究香港的最低工资委员会与最低工资检讨机制时就发现，委员会使用的检讨方法相当繁琐，先是对一系列相关指标如宏观经济、劳工市场、竞争力、社会和谐等进行分析，然后面向相关组织如低薪行业、中小型企业等以及公众展开咨询，最后在指标分析、公开咨询及模拟测试的基础上提出建议，整个过程持续半年之久，既耗时又费钱。其实最低工资检讨机制可以非常简单明了，首先将最低工资水平与名义工资指数挂钩，规定最低工资的上调幅度不得低于检讨期内名义工资指数的升幅；其次，最低工资具体的上调幅度与赚取最低工资雇员人数占比挂钩，以确保赚取调整后的最低工资雇员人数占比维持在5%的水平。

惰性施政文化不愿担责、但求无过

“小事化大”施政风格的背后实际上是特区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惰性施政文化，那就是“不愿担责”、“但求无过”。政府长期置身于各类经济、社会、民生等问题，了解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方案及其利弊也最有发言权，理应在决策环节中扮演关键角色。但位居政府核心位置的政务官队伍虽然在回归后坐实了“老板”的位置，但却一直保留著“下属”的心态，不愿意拍板决策并承担相应的后果。一些理应由政府相关部门直接拍板决策的简单问题，也要费时、费力、费钱成立各类委员会或小组，美其名曰“听取专家意见”、“确保程序正义”，实际上是把问题抛给了外界，并由外界承担对应的责任，一旦有关施政出现了问题，这些委员会或小组就会成为“替罪羊”。

这种“不愿担责”、“但求无过”的施政文化不仅表现在“小事化大”上，也体现在“大事化小”上。针对土地房屋、社会保障、医疗保健、产业转型、创科发展等一系列关系到香港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特区政府会通过多种“大事化小”的方法，尽量规避为解决这些复杂问题所应肩负起的责任。当问题不太严重时，政府会竭力保持正面而乐观的态度，不主动暴露香港正在或将要面临的危机，并尽力淡化香港正在或将要面临的挑战；当问题日趋严重时，政府会花费很多时间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最后以社会无法形成广泛共识为由搁置改革并维持现状；当问题无法回避时，政府会跳过核心矛盾，选择无关痛痒的地方下手，只求“交差过关”，至于有关措施能否真正解决问题则并非首要的关注。

平心而论，特区政府是一个合格的“服务型”政府。笔者在通关后经常往返香港与深圳，仍然可以明显感觉到香港在管理人流方面继续毫无悬念地优于深圳，尽管这么多年深圳一直在不断地进步。再譬如说，9月1日晚上超强台风苏拉袭港，9月2日香港的公园与街道一片狼藉，但9月3日这些狼藉大部分都被收拾整理，9月4日香港就已完全恢复正常运作，应该说这次特区政府在应对超强台风上的表现是值得称赞的。但仅仅作为一个合格甚至优秀的“服务型”政府是不够的，尤其是在当下香港正面临几十年之未有大变局的情况下。特区政府必须肩负起其“行政主导”的领导责任，成为“担当型”政府、“改革型”政府。如果特区政府迟迟不愿或不能“当家做主”，那么“一国两制”又何以能行稳致远呢？

作者周小稞是紫荆党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文章的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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