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声道｜“一国两制”是当今派糖的最大考量
这些天，有关2023《财政预算案》是否派糖问题，引起社会较大的讨论，反映出疫情进入尾声，社会即将放开，香港基层民众对政府接济的确存在较大期望，也是民心所向。
在我看来，派糖这种事情，相信是1997之前，港府用于纾困民生的“救急不救穷”的临时做法，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权宜之计安排。到了今天，却成了政府用于缓和社会矛盾的“救急也救穷”的政治策略。老实说，这是挺失败的。
来稿作者：周海平
派糖说到底，属于民生问题；民生问题属于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又是“一国两制”问题，“一国两制”问题，更是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的唯一金钥匙。一句话，当今《财政预算案》能否派糖，很考验特区政府落实“一国两制”的智慧。如果真要派糖，理应比1997前做得更好，更得民心才是。
为何这样说？这是因为：回归都25年了，香港的政治和经济，社会文化都有了很大的改变。香港从当年的亚洲四小龙发展到今天，政府治理能力理应更上一层楼，怎么说比1997之前要强很多才行的。
派糖的事情，其实是检测政府理财水平的一块试金石。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2庆祝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大会上，就明确提出特区政府要不断提高治理能力，改善民生，做大做强香港的问题，委婉地提出政府治理能力还有改善的空间。习主席还特别强调：香港“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好制度就没有可能不继续延续下去。
习主席的讲话，等于给香港的未来定下了基调。接下来，就是香港如何千方百计把“一国两制”的内涵，用KPI方式，层层落实，层层分解，层层考核，尤其是我们的三权合作机构，令其更具示范意义，更有说服力。
公务员是香港管治的精英队伍，承载著香港发展与繁荣的重要责任，高人工是必要的。但高人工应该是高要求，高绩效，或才是真正的KPI体现。否则，不但对不住自己的这份人工，对社会分配也会造成伤害，更容易加剧社会矛盾和民生矛盾的对立情绪。
但话说回来，香港好多事情，说起容易做起难。看看这两年全球受疫情的影响，各国和地区的日子都不大好过。就说美国的通胀带来的加息问题；以及最近闹得不可开交的法国养老金制度改革；还有英国经济下滑引发的国民生活品质下降问题，便知眼下全球经济都挺难的。
老实说，在这样的动荡年代，各国和地区能管好自己的事已然不错，如果经济还有大发展，财政收入有盈余，那是需要很大的本事的。
挺欣慰的是，新一届特区政府为了提振经济，重建信心，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的。远的不说，就这几个月来的一系列组合拳，比如投资峰会；“跨年耀香江”旅游活动；中港通关；重大项目的专班跟进；简约公屋快速立项和建设安排；以及“你好，香港！”全球推广活动等举措，包括即将出台的《2023年度财政预算案》的派钱与不派钱咨询，特区政府愿意放下身段，谦卑听取各政党及民间意见，当然都是好事。可见新班子，新气象，新作为。
但懂得“说”，不等于懂得“做”，更不等于有心有力“做”。如何提升和优化香港原有的治理方式，使香港发展和繁荣的红利，优先惠济到740万香港人头上，满足日益增长的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公共标杆可以衡量和比较，还是比“说”更要本事的一场大考。相信特区政府压力山大。
俗话说，压力也是动力。动力就是：当今派糖这种事情，特区政府敢于打破常规，有些新思维，新举措，改变过往一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做到标本兼治，一劳永逸，这或是最得民心的。
我觉得，“一国两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管治模式，更是具有指标意义的美好香港的代名词。在我看来，今日派糖与否，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具有更多的象征意义：
——“一国两制”是派糖的最大政治考量。
香港居民之所以如此关注《财政预算报告》，是因为报告和居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很多时候，居民关注财政报告的程度，甚至超越《行政长官施政报告》，说到底还是财政报告内容，反映了民生福祉安排，香港人称为“著数”是很形象的。
过去港府派糖，相信是纾困民生和人道主义安排，今日特区政府派糖，应该是“一国两制”条件下，特区政府如何转变管治导向，把香港发展与繁荣的成果优先惠济香港人，使更多的港人，感受到香港回归后的国家幸福感和归宿感，性质自然完全不同的。派糖表面是经济，背后是政治。这是政治的考量。
——“一国两制”是派糖的最大经济考量。
香港经济多少年来，GDP的半壁江山，都靠地产和金融服务、贸易和航运生意支撑，旅游和消费完全看天吃饭，这个“天”很多时候是游客以及社会的大环境。而政府大力推动创科产业，因为有产业特点，没有几年的孵化与投入，暂时也是没有效益的。
香港人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大多数人从直观上都能感受到，受这两年新冠疫情的影响，靠旅游和消费拉动，已经难以为继，看看大街小巷的铺头店面，三天两头更换租户，甚至一些铺头长期闲置而无人问津，你便知经济是怎么回事。眼下环境，生意难做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一国两制”应该成为派糖的直接推动者。给予最底层居民一些必要的纾困和接济；给予铺头经营者以及中小企业雇主一些必要的帮助；给予中产家庭一些必要的缓解压力的政策支持；给予我们的大学生进入社会的一些必要的法律服务，都是“一国两制”可以做得及时雨的事情。这是经济的考量。
——“一国两制”是派糖的最大文化考量。
香港的文化，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百多年来是中西合璧的。正因为这种文化特殊性，使得香港与内地城市比如上海和深圳相比，呈现完全不同的文化符号。
在我看来，港岛的中环的老式街道和建筑，以及九龙的尖沙咀的海关灯塔，改造后的星光大道，以及百年历史的半岛酒店，都不算是香港的文化标志。香港的文化标志是香港的法治观念、做事方式以及思维习惯。
香港人的这种在普通法基础上的刻板的法治理论，以及做事方式和思维习惯，1997之前，得到西方人的认可，而使香港延续百年到了今天。要改变这种社会文化，尤其是建立新的做事方式，还是比较难的。但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香港的社会文化。
我完全相信“一国两制”模式，有能力兼容并蓄，吸收和包容原有港府留下的派糖方式，并赋予派糖新的内容，理应超越过去才是。这是文化的考量。
个人认为，由这次派糖引发的社会大讨论，至少折射出一个朴素的结论：派糖事小，影响“一国两制”声誉事大。很多事情，若能有政治悟性以及智慧，以小见大，把派糖的事情，转化为新一届特区政府改善民生，和谐管治的新风向，体现出“一国两制”的财富效应。中央政府、特区政府以及香港居民岂不皆大欢喜。
一句话，检验香港是否发展与繁荣的标准应该是：香港有吸引力成为全球热钱扎堆的聚宝盆；政府有持续的稳健的赚钱项目；企业主及生意人有钱赚；中产阶层愿意长期留在这块土地上打拼和发展，社会环境一流；普通居民有饭食，有屋住，有医疗，有比较尊严的基本生活保障。任何的管治方式若能做到这些，相信香港社会就和谐了，发达了。就可以抗住任何天灾人祸了。
据我所知，一直以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资产与负债情况，特别是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评估，国际上都有一个相对公平的标普指数评级，还是挺管用的。我看各国和地区对这些第三方的权威机构的评级，还是忌惮三分的。
而我认为，作为开放的自由经济体，香港社会也应该有个客观评估民生福祉及生活品质的“香港标普生活指数”。客观说，有监督好过没有监督，有第三方机构及时警示，总好过自说自话。
未来的香港要进一步融入世界文明秩序，要参与国际生活品质比较，就应该有自己的第三方民生福祉评定机构，这是具有鞭策意义的好事情。比如我们的强积金和年金制度，每年运行情况如何？谁说了算，自然由第三方机构提供权威的评估报告。
比如我们的社会化服务，过往有良好的基础，在老龄化社会早已到来之际，能否再上一个新台阶；比如我们的大学毕业的后生仔女们，走向社会时，是否有个就业指导以及薪水跟踪；还有社会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能否使用AI大数据技术，把他们都管理起来，替代部分社工要做的事情，以避免不必要的悲剧发生；
比如全民养老保障以及综援津贴制度、低收入家庭补贴安排，关爱基金，中产家庭贴补计划；中小企业税制改革以及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服务等等，是否都完美无缺，是否值得居民对“一国两制”的美好期待，有些彻底的反思和检讨，以及综合解决方案。
如果未来的《财政报告》之任何投资与派糖行动，能站在“一国两制”的高度决策问题，考量民生福祉，同时，兼顾国家诉求，相信特区经济可以做得更好，更贴近民生，社会更加和谐共生。
实事求是说，香港的财政包袱，个人认为，在整个大湾区城市中，还是最重的。老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香港不同于深圳等年轻的移民城市，很多地方都要花钱。只有特区政府有了钱，才可以办大事，办积德的民生大事。
衷心祝福特区政府发掘到新的赚钱蓝海，在完全市场化经济中，用好“无形的手与有型的手”这两只手的调节功能，包括我们的立法会与司法机构，同心协力，新年有些新举动，多做事前调研和监督，多一点贴近民生，少一点事后诸葛亮以及马后炮，同时捍卫好香港的法治和自由价值，香港特区就非常了不得。一言以蔽之，香港是港人的生活家园，以及各路生意人做买卖的地方，这可能是香港的永远的无法改变的基本现实。
相信“一国两制”的香港，在爱国者治港的前提下，未来应该更加美好，大到政制发展，小到派糖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得到社会的交口称赞，令到香港更加富足，法治、自由而安全。香港居民充满著期待。
作者周海平曾在广东电子电器制造企业任职，现为退休人士，来港定居15年。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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