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凯．杰语｜香港如何破解低生育率困局？

来稿作者：郭凯杰

近日，香港社会热议取消2,500元学生津贴一事，更有不少人将此与政府的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相提并论，质疑当局的政策矛盾。不过，相对这些零散的补贴，香港的生育问题才是真正值得社会关注的焦点。

2024年香港的出生数字略有回升——全年共有36,767名婴儿出生，较2023年增加大约10%。然而，粗出生率依然停留在0.8的低水平，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的2.1。更令人忧虑的是，这波小幅增长可能只是疫情后延迟生育的短期现象，而非长期趋势的逆转。香港人为何不愿生育？答案或许可以从其他发达地区的经验中找到线索。

国际经验：补贴只是开始

许多低生育率国家早已意识到，单纯的现金奖励难以真正提升生育意愿。以韩国为例，其生育政策不仅提供首胎约1.17万港元的补助，更在婴儿成长的前三年持续发放津贴，累计可达13.1万港元，远超香港的一次性2万元。此外，韩国还推出育儿假、托儿补贴等配套措施，试图减轻父母的长期负担。

新加坡的做法同样值得借鉴。当地政府不仅提供高额生育奖金（首两胎每名5.9万港元，第三胎7.7万港元），更将生育支援与住房政策挂钩，例如优先分配组屋给育有子女的家庭。这种“现金+住房+社会服务”的组合拳，让年轻夫妇在考虑生育时，能更全面地评估经济与生活压力。

香港的困境：成本高、支援少

相比之下，香港的生育政策显得零碎。有银行统计指出，在香港养育一名孩子至22岁，平均需花费逾620万港元，其中教育、住房及医疗开支占比最高。然而，现行政策并未有效降低这些核心成本。例如，香港的住屋问题长期未解，年轻家庭难以负担足够的居住空间；托儿服务供不应求，许多双职父母不得不依赖外佣或长辈协助，进一步增加育儿压力。

此外，香港的工作文化亦不利生育。长时间加班的文化加上职场普遍缺乏弹性安排，使许多潜在父母担心生育会影响事业发展。虽然政府近年推出男士侍产假，但仅有短短数天，远不足以分担育儿责任。这些问题绝非单靠2万元奖励就能解决。

从短期补贴到长期支援

要真正提升生育意愿，香港需要更系统化的政策思维。首先，现金补贴应从一次性奖励转向分阶段支援（不少市民此前就指出两万元实际上聊胜于无），例如参考韩国的做法，在儿童成长的不同阶段提供津贴，减轻家庭长期负担。其次，政府应持续加强托儿服务，扩大幼儿托管名额，并鼓励企业推行弹性工作安排，让父母能兼顾事业与家庭。

更重要的是，香港必须将生育政策纳入更广泛的人口战略。低生育率不仅是家庭选择的问题，更关乎未来劳动力供应与经济发展。如果人口持续萎缩，香港的金融、创科甚至安老产业都将面临人才短缺的危机。因此，政府需从产业规划、教育投资、移民政策等多方面入手，确保香港长期竞争力。

没有人，何来未来？

归根结底，生育率不仅是数字，更反映一座城市对未来的信心。香港若希望打破低生育率困局，就不能仅靠零星的补贴，而必须正视背后的结构性问题——高房价、长工时、支援不足。唯有从政策、社会文化到经济环境全面改革，才能真正让年轻夫妇敢生、愿生、养得起。否则，当人口持续下跌，香港的繁荣与活力也将随之消逝。

作者郭凯杰是团结香港基金副研究总监、政府咨询委员、大专讲师及顾问、专栏作家。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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