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医疗投诉制度的无力与沉默的公义

来稿作者：杨美仪

最近，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医委会在过去五年内完成8,700宗个案，其中约7,000宗被医委会侦查委员会以“琐屑无聊”或申诉人未能提供足够资料为由驳回，只有221宗（不足3%）进行纪律研讯。

“琐屑无聊”四个字，轻率地将这些投诉抹去，这不仅是对申诉人的轻蔑，更反映了医疗界的傲慢态度。对于每一位申诉人而言，这不仅仅是一纸投诉，而是一段痛苦的经历。我作为其中一位申诉人，过去三年来，每当夜深人静，脑海中总是浮现出那些医护人员对父亲的粗暴对待，见死不救、麻木不仁的冷漠态度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每当我安静下来念佛，眼泪便不由自主地流下，不仅是因为父亲所承受的苦痛，更因为我无力改变这一切，无法为他讨回公道。

医委会的监察机制——自己人查自己人？

香港的医务委员会理论上负责监察医生操守，但其运作方式一直备受争议。目前，医委会由28名成员组成，其中24人来自医学界，只有4名是“非医疗界人士”，而这4名成员大多来自法律界或政府机构，本身也是专业人士，与政府关系密切。这样的架构，使医委会的调查机制缺乏真正的公众监察。

当病人家属提出投诉时，案件首先由医委会的“侦查委员会”审理，但这个程序不透明，甚至连申诉人都无法得知审查标准为何。即使案件进入“纪律研讯”，负责审理的专家报告往往只是一句“没有发现不当之处”便草草了结，从不对具体质疑作出解释。我亲身经历，曾要求知道负责调查的专家名字，竟然足足等了十个月才收到回复。这样的程序，让人不禁怀疑，这种“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制度，真的能维护公正吗？

国际比较——医疗监管制度的共同问题

其实，医疗失误的投诉机制并非香港独有的问题，许多国家都面临类似的挑战。例如：

英国NHS（国民保健署）：根据2023年英国《医疗防护协会》报告，英国每年约有10万宗医疗失误投诉，但只有不到2%进入纪律处分程序，当中大多数医生仅被“警告”或“接受额外培训”。

美国州医疗委员会（State Medical Boards）：在美国，每年约有9,000名医生因医疗疏忽被投诉，但《ProPublica》调查发现，许多医生即使有多宗严重医疗失误记录，仍能继续执业，甚至转到其他州行医。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医疗监管机构每年接获约4,000宗医疗投诉，但只有不到1%的案件导致医生被暂停执业。

这些国家的共同问题是，医疗监管机构往往由医界人士主导，与香港一样，形成“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局面。内部调查缺乏透明度，程序冗长，使投诉者感到无助。

为何香港不应“向下看齐”？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外国也是这样，那香港的制度是不是已经不算太差？”然而，我们应该问的不是“是否比最坏的更好”，而是“为何我们不能做得更好？”

香港医疗系统的问题，并非单纯的医疗技术或资源不足，而是制度性的傲慢与缺乏监督。每当发生医疗事故，政府总是以“成立小组调查”来拖延处理，最后不了了之。港府多年来对这些问题缺乏决心，市民的权利永远得不到保障。

天瑜案——一次次的失望，一次次的无声抗议

上星期，周天瑜案再次引发广泛关注。天瑜的父亲公开警方信件，显示律政司决定不会就医生涉嫌篡改医疗记录一事展开刑事检控。这样的决定，是否意味著医护人员在香港拥有某种“特殊的豁免权”？为何医疗事故中涉及篡改记录的行为，竟然可以被轻轻放下？这种处理方式，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这起案件不仅震惊香港，也引起海外华人社区的关注。许多生活在美国的华人表示，这样的现象，让他们回归祖国感到却步，医疗品质正是他们所忧虑的。

医疗人员的道德标准，能否重新被找回？

我曾在香港、高雄、台北、洛杉矶及三藩市的佛教道场中，看到善信为天瑜妹妹及马航370乘客做超荐牌位，这让我深受感动。中国人一直以来重视孝道，孝道不只是家庭伦理，更是一种社会责任。然而，最需要共情与道德标准的医疗领域，却似乎正逐渐失去应有的责任感。

当医疗失误屡见不鲜，当公义变成冷漠的数字，当时间成为掩盖真相的工具，这样的社会如何让人信任？香港人一生辛勤工作，最终却活在一个无法保障病人基本权利的医疗制度下。

政府应该拿出决心和勇气，改革医疗监管制度，让监察机制真正独立，让公众参与监管，而不是让医护人员自我审查、自我保护。纵容“专业霸权”，最终受害的，永远是普通市民。

作者杨美仪是大韩民国忠清北道荣誉大使、国际咨问官、美国认证专业美学家。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论坛”欢迎投稿，来函请电邮至01view@hk01.com。来稿请附上作者真实姓名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