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政府应理顺与专业组织的关系

撰文: 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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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二(8月31日),政府公布将就《2021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提出修订,主要内容是放宽港人外地医科毕业生、非港人外地专科医生与具备专科资格的有限度注册医生在港执业要求,而这些措施过去刚好都是备受作为专业团体的医务委员会反对;立法会法案委员会目前亦在审议《2021年财务汇报局(修订)条例草案》,其目标是将会计师公会颁发执业证书、注册核数师与其他查察或纪律处分的权力拨归由官方委任非执业人士组成的财务汇报局。坊间有评论将两件事情跟早前教育专业人员协会解散及官方高调评论香港律师会理事选举挂钩,认为香港专业团体的独立自主逐渐受蚕食。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上月中对传媒说:“每个团体应按着其宗旨,在不违反法律下运作……一个专业团体应当做专业的事,但它没有做专业的事,却被政治骑劫或凌驾其专业,特区政府唯一的取向便是与其终止关系。”这个说法自然是正确的,然而政府不能只知道跟违法或坚持反对立场的专业团体终止关系,也需要懂得跟其他专于本业的组织建立恰当的合作关系,否则一旦这些团体变成只知道保护自己利益的保守集团,又或是堕落为唯唯诺诺、不思进取的依附力量,失去独立性和专业性,都无助于当局与业界的良性互动,对于改善施政和推动社会进步更难言是好事。

教协早前遭内地官媒发文炮轰,教育局随即与其终止工作关系。(卢翊铭摄)

去政治化应为双向取态

《基本法》第27条规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论、结社、组织和参加工会的自由,第142条则规定港府“继续承认在特别行政区成立前已承认的专业和专业团体,所承认的专业团体可自行审核和颁授专业资格”,同时亦可以“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并咨询有关方面的意见,承认新的专业和专业团体”。这些条文保障了香港专业团体的发展空间,其前提是相关组织遵守香港宪制秩序,没有从事违法活动,不曾假借专业之名、滥行参政之实。任何符合这些条件的专业团体均当获得应有的尊重和承认,尤其是不该被官方无端视作“政治化”的组织。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日发生在个别专业团体的争议显然不太理想。以会计界为例,财汇局分担会计师公会规管权力的工作从2013年发表《独立审计监管报告》便已开展,当初业界反馈也是倾向支持有关建议,可是来到今日竟有意见将此说成是港府对会计界“政治化”的报复;再如律师会刚完成的理事改选,四名“开明派”成员即使全部当选亦未足以让该派取得过半席位,一些评论其实是在指桑骂槐,旨在批评政治色彩浓厚、完全“政治化”的大律师公会,这是否对律师会的独立运作有欠公允?虽然近年确有不少专业团体错误地走上“政治化”路线,但我们也不应该以偏概全地将全部同类组织都归入其中。

市民对一些所谓专业人士或专业团体“政治化”感到极度失望,原因不外乎这些组织或其成员自私地利用专业身份来攻击政治立场迥异的对手,忘记了活用专业知识深入分析政府政策是非对错的责任。他们根本不是在谋求所属业界以至整个社会的福祉,反而更多是在争取自身的政治资本。不过,假若业外的人忽视青红皂白、执意认定某个专业团体为“政治化”组织甚至想方设法加以取缔,此等行径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对于重塑社会秩序、专心发展民生同样是没任何帮助。因此,唯有专业内外各方皆真正地去“政治化”、摒弃以政治立场先行的取态,才能让牵涉业界代表组织的讨论回归专业处理。

律师会上月底改选,专业派全胜五席。(廖雁雄摄)

偕同业界联手改善社会

在各方都紧守去“政治化”的基础上,特区政府与各个专业团体的良好协作,按理应该能为社会治理带来很多好处,毕竟它们是最掌握业界内部详细资讯的组织,当局如果可以跟它们建立和维持紧密合作关系,对于进行相关政策的分析研究和规划设计必定会有莫大助益。早前本地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不少拒绝“政治化”的专业组织就确实起到团结业内成员应对危机冲击的作用,而且它们还能够向政府和公众传达出业界关注之处,让官方得以更精准地挑选济助对象和方式,这些皆为正当专业团体有助推动本地社会良政善治的明证,与其他“政治化”和自私的组织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尊重和承认货真价实的专业团体,绝不代表当局要对它们凡事言听计从。社会福祉涵盖比专业考虑更为深广的领域,政府官员应以改善、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对专业意见择善而从、去芜存菁,仔细辨别当中哪些内容应该聆听、哪些问题需要思考,切忌受到“专业”牌子迷惑而一面倒地接受或反对。像是医委会始终反对引入外地培训医生的往迹,恐怕只是医疗业界为保护其既得利益而已,更何况医疗知识与医生行业如何管理根本不属同一领域,这次政府愿意拿出魄力做出不同于专业团体说法的决定,可谓是罕有值得广大市民认同的德政,只可惜时间真是来得太晚了。

对于专业团体,其成员优先考虑自身界别的利益实属无可厚非,但亦应该认识到自己终究同属香港以至国家一员,提出的意见必须平衡业界与社会整体利益,不宜过度聚焦业界需要而牺牲大众福祉。它们在回应社会议题时亦不应沦落为对政府施政盲目唯命是从的另一极端,否则就沦为徒具“专业”之名、却无“专业”之实的保守力量。无论是片面地反对抑或支持政府,实际都属于一种“政治化”和违背专业,只有奉照初心、切实履行代表业界角色之余又坚守其社会责任,才能称得上一个及格的专业团体,这样在香港日后一定可以继续找到充足的生存空间。

专业团体提出的意见必须平衡业界与社会整体利益,不宜过度聚焦业界需要而牺牲大众福祉。(欧嘉乐摄)

组织自律符合国家策略

况且保持专业团体继续自主畅顺运作,其实也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所关连。中央早于2015年印行《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要求厘清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的职能边界,以便让后者转变为“依法设立、自主办会、服务为本、治理规范、行为自律的社会组织”,这个目标跟香港专业团体的情况不谋而合,而国家近年更大力推动这方面的发展,譬如2019年在积累几批试点经验和做法后正式全面推开改革,进一步明确提出这些组织与行政机关“应脱尽脱”的改革原则,来到今年年初又下发对此全面总结和“回头看”的通知,足见国家对于此项工作十分重视。

邻近我们的广东省对香港专业组织自主自律的经验更有深刻认识,故此2009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完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要求后,省政协随即筹组“借鉴港澳经验,促进我省行业协会商会发展”的专题调研。近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到三地合作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时,相关工作亦包括“探索把具备条件的行业服务管理职能适当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制定技术标准、规范行业秩序、开拓国际市场、应对贸易摩擦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等,而香港各大专业团体应在其中扮演积极角色才是。

经过近几年的动荡局势以后.本地社会近来好像慢慢酝酿出一种对专业团体的质疑以至敌视态度。这个现象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部份专业组织曾经不务正业、玩弄政治的事实,但亦不能排除部份来自政府及舆论的偏见和有意无意的打压。专业组织本应扮演有利于社会治理的功能,近年国家发展策略对此也表达了充分认可,当下随着香港踏进由乱转治的重要转折点,作为香港管治者的特区政府是时候检讨与各个专业团体的关系,思考怎样重新认识双方功能、各司其职,而不是让围绕“政治化”的争议无限延续下去,更不应沉迷在博弈的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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