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日本人为何关注香港？关注什么？

《香港01》早前报道立法会议员访日的新闻稿，与日本外务省的新闻稿有一差异，没有提及日本对于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保持自由开放制度、民主稳定发展等议题表示关切。双方都没有对外公布日方表示关切的具体事项及疑问，如果立法会代表能够公开表达知悉对方诉求，自然有裨于香港实事求是地处理港日关系。那么，日方所提及的对于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具体关切事项，到底是指什么？

笔者从事中日关系研究，经常参加中日友好交流活动。谈及香港时，日本人有以下反馈：

1. 香港为什么要禁止日本的食品？香港在食物安全的议题上还有“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吗？

2.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公报的新闻稿，文风怎么越来越像内地政府部门？

3. 为什么一名在日本读书的香港人在社交媒体上发送煽动港独讯息会被捕？这是不是“长臂管辖”(“域外适用”)？

4. 一些与日本人互动、在日本读书的香港反对派，很和平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但为什么会被关？

5. 我们都知道2019年北海道大学教授遭中国拘留的事情，当时很多日本知名的中日关系教授都联署要求释放他们，我来香港进行学术交流，还安不安全？

6. 《香港基本法》第23条（NSNO）的“间谍活动罪”打击面太广，香港还安全吗？

7. 立法会还有代表性吗？

有读者可能质疑日本人竟会关注香港议题的细节。然而，许多日本学者都与香港有颇密切的联系，并会有系统性地向公众介绍他们眼中的香港，更曾于台湾出版香港研究成果的中文版。例如说得一口流利广东话的政治学者仓田彻，特别注重《港区国安法》和《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而社会学者阿古智子，则曾在香港大学取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并于2022年出版《香港何去何从》（香港 あなたはどこへ向かうのか）一书。

可以说，港日关系并不只是经贸与文化关系，因为日本人非常关注香港，尤其是政治及法律议题。那么，日本人为何关注香港？我们先要了解主流日本人的价值观。

一些笔者很敬重的专家，常提及当代日本人有“军国主义倾向”，如同美国人类学家Ruth Benedict的日本研究经典著作《菊与刀：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格》所描述的一般，在斗争时就会“暴露残酷本性”。不过，这种过期的观点并不适用于当代日本。

笔者通过在日本留学和参与中日友好活动，与千余名日本青年交流过。他们大多爱好和平，重视国际合作及人权发展，所以普遍关注人的安全（日本和加拿大在这方面的研究最出名），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观（即UNSDGs）等议题。2017至2018年间，笔者在早稻田大学修读“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与冲突调解（Conflict Resolution）”一课，发现日本青年的新观念，可能直接或间受到日本女性国际政治学者、前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绪方贞子所宣导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所影响。

当时许多日本学生主动讨论叙利亚难民问题，甚至振奋地表示“一定要让日本政府接收更多难民！日本要为国际社会多出力！”相信这是出于善意。笔者亦曾向就此向日本负责处理难民问题的代表查询，得到的回应是：“我们也想接收（多点难民）…但因为叙利亚离日本很远，叙利亚人也不熟悉日本文化，所以其实想来日本的人本来就少。看到我们的青年如此有爱心，我很振奋，同时很无奈。”这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一些差距，他们还拜托笔者：“我们大人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你如果方便就跟你的同龄朋友解释一下吧。”

在这样的价值观之下，2019年香港爆发修例风波，许多日本人关注焦点自然转移至此。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他们真心希望香港变得更好，只是他们所接收的资讯基本上都是反港府或者并不准确的谣言。笔者至今仍会被日本朋友问及：“香港是否不能上外国网站了？”类似的情况，已在《极端思想是中日民间交流的结构障碍》一文阐述。

笔者在《中日关系回暖香港宜把握机会改善港日关系》一文提及，日企普遍没有信心在未来5年于香港盈利；本文则尝试解构日本人为何对香港前景感到悲观。当前中日相互靠近，正是基于各自国家利益，而港府若想发挥自己所长、满足国家所需，理应全面检视日本对香港的关切点，继而积极应对、坦诚沟通，尽量释除不必要的疑虑或误会，才能促进中日最大程度地互惠互利。以立法会议员在圣诞前夕访日所引发的争议为例，许多市民批评是次考察只围绕特定议题进行交流，未能呈现可量化的、实在的好处，却耗费了不必要的公帑；面对市民的疑惑和忧虑，港府更应有意识地整理贸发局东京办事处、驻东京经贸办以及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一手数据，“虚实结合”，证明港日合作能为民生带来好处。

至于立法会访日新闻稿“扣料”一事，也有一些思考空间。2023年8月，日本开始把福岛核电站核污水排放出海，港府因而发出《食物安全命令》，禁止源自日本10（都）县的水产、海盐和海藻食品进口本港。港日关系自此转差，直到近期开始高调“破冰”。有理由相信，“扣料”或是拖延处理日本关切问题的一种策略。1978年，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谈及钓鱼台问题时表示：“摆一下不要紧，一摆十年也没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一些。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正是因为当时的“拖”，才实现了后来的中日友好。然而，“拖”始终不能解决问题，在世界格局大变的当下，昔日讳莫如深的外交议题不时被放上台面，国家领导人都要直面争端，“扣料”的立法会也应该积极思考如何回应日方关切。

“一国两制”的巨大活力之一，在于特区采取有别于内地的制度，与国际接轨、对话、交流。也因此，香港过往在与日本互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多正面影响。关注香港及外交事宜的KOL“兔主席”曾在撰文中提及，许多内地人对1980至1990年的香港印象是“日本流行音乐代理”。时至今日，日本流行文化在香港仍有庞大市场，例如过去一年，香港举办了包括知名日本双人音乐组合YOASOBI等在内的40多场日本演唱会、音乐会。其实港日之间的关注是双向，共同话题多而广，这些良性互动也可进一步推动日本人关注香港。

经历2019年的“乱”，即使面对属于“自治”领域的联通国际事务，港府部份官员难免有种等待中央指示的“不做不错”心态。这可以被理解，但不应被认同。香港理应在与中央保持沟通的情况下，依靠“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制度保障，主动出击回应外部关切，让日本乃至国际社会重新看到“一国两制”的活力。笔者作为关注中日关系的香港研究人员，由衷期待港府在国际交往方面“以结果为目标”，也希望特首李家超考虑于2025年访日，代表香港与日本人对话。当然，访日不免会被问到本文开首提及的7个敏感问题，但我们必须对得住“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称号！

本文作者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务教育总监李冠儒。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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