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强｜经济要竞争 但社会需要底线
日前，信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最低时薪要克制 经济自由靠竞争 》的文章，称最低工资这一重要的经济杠杆，不可置于“高高在上的官僚之手”。文章集中从经济角度客观分析，摆事实、讲道理，文中数据详尽、论点充分，令人信服。但笔者希望扩阔讨论空间，补充一些公共政策角度的观点，以及自己作为雇员、工会代表的几点看法。
来稿作者：郭伟强
发展经济亦要顾念民生艰难
其一，前述文章“将收入比（平均收入/最低收入比）与经济增长作对比”，结果显示“收入比愈高则复合人均生产总值增幅愈大”，即经济增长越快。但目前的情况是，香港已然成为一个高收入比经济体（香港平均收入高，“最低工资”仅处于中流水平，故“收入比”数值为高），且在与环球对手的比较中，处于全球第一梯队。
经济学可以只看数据，但施政需要兼顾道德。所以我们即便明白，收入比愈高经济增长越快的“道理”，但在香港“最低工资不高”、收入比很高的前提下，我们有何理由，又该用何心态，为了这“虚无飘渺”的“经济增长”可能性，而放弃用政策为千万香港劳工划出一条保障基本生存权利的死线？
最低工资并不是横空出世，曾荫权特首在2006年试行了“工资保障运动”，在成效不彰下才以最低工资取代。目前，香港最低时薪为40港元，以一周工作50小时计，每月收入仅在8800元上下，但香港生活成本冠绝全球，今年又再次被评为国际外派员生活成本最贵的城市，就住房、交通、食品、服装和家庭用品等必须开支计，租金6000元，交通费500元，伙食费3500元，水电网络杂费500元，单人每月生活开支已然过万。社会上亦有讨论“生活工资”，水平约是香港每月工资中位数的60%，与目前40元低资只有中位数一半仍有一定距离。
若我们结合香港实际来谈，2021年，政府决定冻结最低工资（10年来首次），这意味著，在当时两年一检机制下，37.5元最低时薪会从2019年维持至2023年。但我们须留意，这四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香港正经历新冠疫情，尽管市道艰难、失业率高企，但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不跌反升，“甲类消费物价指数”上升尤其明显，显示疫情期间通胀对底层民众的影响尤甚。与此同时，购置防疫用品亦让本就不宽裕的基层家庭增加额外负担。而这些以保安、清洁人员为代表的底层劳工，时时暴露在感染的最前线，工作量有增无减，还要饱受通胀蚕食之苦足足四年，对他们极为不公。明年起实施的“一年一检”的方程式机制，只为防止再有同类情况再次发生。
“官僚之手”方能兼顾香港实际
其二，前述文章认为，香港不该将此“重要的经济杠杆置于高高在上的官僚之手”，其中尤其提到，在经济下行周期时，最低工资只升不跌，反而会令劳动市场失去了调节定价的灵活性，“间接推高整体失业率”。
上述种种，是基于数据及理论作出的判断。但反观香港社会，尽管经济面临挑战，但失业率始终稳定保持3%的“低水平”，中高端专业职位，仍寄望于各类人才政策，以填补不足；旅游零售、航空及运输、建造等行业，更须依靠外劳缓解人手暂时短缺的现状。以建造业为例，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曾表示，香港将进入建筑业高峰期，单就政府工务工程开支论，据立法会7月文件，未来 5 年，政府基本工程开支预计维持在平均每年约 900 亿元的水平，较过去5年平均每年760亿元增长约 17%，显示政府正加快房屋供应及基础设施建设。所以，笔者试问，在几乎达至全民就业的前提之下，香港制定最低工资，是否真会“间接推高失业率”呢？或许，就目前情况论，还不足为惧。
进一步言，若“官僚之手”不介入市场，底层世界的残酷，将更加不堪入目，或重回最低工资实施前，十多二十元一小时，做足每周50小时才得月薪4,000大元的境况。劣质㓥房是一个案例，由于香港贫穷住户数目不断上升（目前香港贫穷住户数目较2019年大升17%，截至今年第一季度，已增至61万9000户），导致劣质㓥房萌生，天价呎租下只有劣质水平，虽是市场决定却违背市场常理。试想，若政府此时不出手取缔劣质㓥房，不立法制定㓥房出租制度、推出“简朴房”概念，仅靠市场运作，底层民众该活在何等的世界中？笔者认为，这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底层民众的尊严，远比冷冰冰的经济数字要来得重要。
让“官僚之手”逐步退出市场，上述情况不公平、不合理亦不道德的状况，只会愈演愈烈。所以，笔者认为，在社会保障层面，“有形的手”不仅要介入，更要频繁、积极、有效地介入，加密检讨频率，灵活调整机制，举例来讲，使用一年一检机制，就远比两年一检更有成效。
控制价格更要防止“内卷式”竞争
其三，前述文章提到“（最低工资）增幅远远高于其他经济指标”，会令最低工资失去其价格控制的属性，令“有意提供廉价劳力的劳工被摒诸门外”。虽然笔者不能抹煞这个可能性，但正如上文提到的，我们不能忘记香港同样是一个生活成本贵绝全球的城市，且与此同时，香港贫富差距已由2019年的34.3倍扩大至2024年第一季的81.9倍。如为让“最低工资”达至控制价格的属性，而取消对基层劳工的保障，进而让基层劳工为糊口进一步“内卷”，值得吗？以笔者意见来看，任何时候，以剥夺底层民众福祉为条件，进而推动经济发展，都是不划算且不道德的。
所以，在文章结尾处，笔者想感谢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接纳了最低工资一年一检的建议，正是这一机制，进一步完善了香港的防堕安全网，用法律，为包括底层劳工在内的弱势群体拉起了一条保障基本生命尊严的安全线。
作者郭伟强是立法会（劳工界）议员。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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