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言自得｜本港大学为何不研究美国？

美国的国际一流大学，几乎都设有中国研究中心，长期追踪研究中国。本港的大学不但不研究美国，更延续殖民地时期的做法，以美西方的殖民心态去研究中国。例如香港大学的“ 中国发展国际研究中心”，开宗明义在其“使命”中表示：“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科技发展，以及响起警钟的消费和碳排放，已经威胁到我们这个小星球的长远可持续性……本中心的研究和发展策略就是建基于这项前设而作出。”香港随便一名的士司机都知道这项前设是美国用来描黑和打压中国的扭曲论述；香港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却以此作为研究起点，我们应该是叹息还是愤怒？

幸而港大校长张翔教授有眼界有格局。理性的思维没有愤怒的空间。他没有改革这个中心，而是另起炉灶，让港大成立了一所新的“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并成功礼聘来自美国的华裔中国研究学者李成教授作为中心主任，李教授是实事求是的中国研究权威，在美国学术界和智库界人脉深广，由他牵头研究中美关系和研究美国，会带来新的洞察，亦会促进香港与美国的学术交流。至于以殖民地心态研究中国的旧中心，张校长当然让它继续享受其扭曲了的学术自由。

港大这所殖民心态的研究中心并非孤例，这里不能尽录。本港八大院校多的是以西方心态研究中国，缺的是为国家发展而研究中国，零的是为国为港而研究美国。香港和国家需要的，是对美国的深刻认知。俄乌战争和以巴冲突最多再拖一两年，其后长期的经年累月，美国将以举国之力用尽一切手段对付中国包括香港，直至美国服软停手。美国何时才会会服软停手？

美国众议院上月以接近全票通过法案，要关闭香港驻美的经贸办，该法案年底在参议院通过后便可呈交总统签署。但这只是美国餐桌上微不足道的一粒米。美国工具箱里，满载我们想像不到的招数以搞乱香港，打压中国。香港应如何回应？ 如何提前作出备案，抓紧主动权，而非被动回应美国的招数？

回答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智慧，理应是在本港的大学。由于历史原因，本港大学和美西方的学术界和研究所的人脉和学术关系紧密，交流频繁，本港大学要研究美国，有人才资源和脉络的一切优势。我们大学里世界一流的人才，只要争争气气，大可成为美国研究的全球权威，令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每逢遇到美国对华对港的辣手政策问题，都会拿起电话咨询本港大学的“美国通”。

可惜本港大学交出的答案是一 纸空白。 但正是因为空白，为本港学者提供辽阔的空间大发异彩。为公，是为国为港出谋献策；为私，是提升本身的学术地位和全球影响力。李成教授前来香港做中美研究，是先见之明。

香港对“港美研究”的认知真空，是切身感受得到的大范围无知。例如：美国会否终止港元和美元的联系汇率？ 如果美国像对付俄罗斯一样突然出手施压SWIFT ，令其切断和香港金融机构的美元交易，而变相终止联系汇率，杀香港一个措手不及，这会对香港金融造成严重冲击。但如果香港万事俱备，选择最佳时机和作好了最有利的安排然后公布与美元脱钩，杀美国一个措手不及，则绝对是大利好，因为联系汇率削弱了香港货币政策的自主权，香港为此付出成本，叠加美国天量国债财政赤字和实体经济空心化，令美元大幅贬值只是时间题，港元是否跟随美元大幅贬值？一旦条件成熟，虽然同是脱钩，但我们主动则对港有利，被动则对港有害。

脱钩的影响，香港最清楚。本港大学能作出的贡献，不单是研究什么时候什么条件和什么方法主动和美元脱钩最有利，更可以透过研究以及与美国的交流，启迪美国让其明白脱钩对美国构成他们之前预料不到的负面影响。这是曲线保障了脱钩的主导权握在我手。利用学术研究而配合国家的战略宣传及服务国家的战略目标，是美国学术界和智库的常用手法，本港值得借镜。

香港需要对美国进行的研究课题，俯拾皆是，而且在公在私对本港学者都有利。本港学者为何不去研究？原因之一是个人心态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本港高教的体系设计，这带出更基本问题：本港大学从纳税人获得的庞大研究资源，应该用来研究什么领域？应否有更科学化的配置？

香港高教体系的最大谎言是：“教资会是没有法定权力的咨询机构。” 实情是教资会牢牢掌握了高等教育庞大资源的分配权，教资会和研资局每项行政决策，都直接影响大学的教学和研究。

例如教资会的“研究评审”，每年花费逾亿元另加8大院校的天量人力，为的是要回答简单的问题：“ 本港大学的研究达国际什么水平”？过去25年，连同大学的花费动用了数十亿元，就是提供了以下无人有兴趣亦毫无实际价值的答案：1999年50%研究达国际卓越水平；2006年介乎最低的教育大学的30%至最高的香港大学86%达国际水平；2014年46% 达国际领先或卓越水平；2020年70%达国际卓越水平或以上。 上述数字花了纳税人数十亿元再加25年大学研究团队的宝贵光阴和精神。

下一轮评审是2026年，教资会应否叫停或大刀阔斧简化这项资源上穷奢极侈、对本港研究发展上穷凶极恶的评审？节省下来的资源来可以 作详细研究以解答更有意义的问题：大学研究经费的配置，该如何切合香港发展的需要，包括不同学科领域的配置，亦包括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之间的最优比例？此外，现时八大院校的整体学位配置，是否最适切香港的需要？例如香港是否需要这么多翻译学位？应否新设牙科护理系、人工智能系？

殖民心态的研究中心是小事一宗，所带出的议题却影响重大深远：香港投放的庞大教学和研究资源如何能更具效益服务香港。教育局和教资会及研资局只需在运作上和拨款的条款上稍加方向性的引导和鼓励，便能让本港的研究人大展拳脚、 为我们青年学生创造高端机会、为国为港作更大贡献。此举亦让教资会以今天之功，弥补昔日之错。特区政府和教资会愿意吗？

作者杨志刚是香港浸会大学前协理副校长、中文大学前专业应用教授。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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