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凯.杰语|三中全会决定对香港的启示

撰文: 01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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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作者:郭凯杰

本月中共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决定》。此《决定》洋洋两万余字提出共300多项改革措施,涵盖国家未来数年经济、民生、社会制度等方面,更明确突出2029年作为改革阶段完成的目标。香港近年来陷入发展瓶颈众所皆知,各界都在积极寻觅方向,何尝又不是需要自我革新以保持国际竞争力?

国际评论普遍将此次决定归纳为渐进式、而非突破性改革。从措辞而言,本次决定并无太大新猷,但却大篇幅阐述了如“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等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的方向。新质生产力本身是重大的理论创新,用意在于以创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新一轮的科技及产业变革。对于香港而言,更有以下几个意义:

一是国家对产业链的布局以及香港的角色。要注意的是,尽管《决定》明确提出重点扶持的产业(如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但新质生产力的含义绝不只涵盖新产业,而是包括“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换而言之,除了扶持新产业创新以外,国家也积极推动企业运行模式的创新、提升供应链韧性等的变革。《决定》明确提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正是在地缘政治的背景下持续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改革方针。

作为国际城市,香港理应更好的发挥中西桥梁的作用,更应从产业规划、人才培养等领域紧密配合国家所需。香港科研实力蜚声国际,在生物医药、航天技术等都屡有突破;但香港本身自然不可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应如何配合大湾区乃至全国的发展,形成具韧性的产业技术,支持国家发展?香港产业空心化的老大难问题早已不是秘密,要从零做起非常困难;如能从进一步融合发展中找到自己定位,方可事半功倍。

二是对外资乃至香港作为外资窗口的启示。《决定》提到将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建立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等,坚持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下保持对外开放——这其实是香港的利好因素。中国外商投资的来源地中,香港占比超过70%;但无可否认,香港在某些领域(如物流等)作为中转的角色的确有所减弱。要维持此地位及优势,香港必须积极变革,把握国家进一步开放的机遇:其中就包括了离岸数据中心的发展以及便利人才两地流动的政策。

另一个香港应予以借镜的是有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以及“全国统一市场”的论述:当国家正抑制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质化竞争、产能过剩等问题的时候,香港何尝不应审视自身经济结构,为经济及产能创新提供土壤?以的士为例,如果当局在检讨过后依然执迷于固化利益,不愿开放市场予网约车竞争,让市场效率得以提升,岂非与国家极力打击保护主义、提倡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的方向背道而驰?

三是新质生产力的资本来源,乃至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能起到的作用。《决定》提到需鼓励和规范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其实,笔者三月时发布的政策倡议报告已提到本港在初创融资方面涉猎较少,且政府投资基金在支持初创上并未能对症下药,发挥耐心资本作用。从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22年成立至今的3个战略伙伴中可见(思谋、百图生科、北京银河通用),前两者已经是独角兽,后者去年也已获得超过7亿人民币天使轮融资,可见公司运行已上轨道;由此可见港府直接投资的限制,总是未能惠及真正早期的创新公司。港府应积极考虑以母基金形式吸引外来风险资本,透过他们之手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方能真正推动香港初创发展。

敢于改革,向来是国家历史上鲜明的特色。无论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起的改革开放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起的脱贫攻坚战,改革都是打破瓶颈、推动社会发展更上一层楼的动力。在香港寻找未来方向之时,更应从国家的发展轨迹中好好学习,敢于求变、敢于打破固有利益、敢于创新、敢于投资未来,则笔者相信香港定能迎难而上、再创高峰!

作者郭凯杰是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教育及青年研究主管,亦是政府咨询委员、大专讲师及顾问、专栏作家。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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