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十九岁的我》值得蔡若莲和麦美娟一看

《给十九岁的我》公映四天急下架，由十九岁到九十岁，社会谈论者众。学生的意愿是最大焦点，未成年人的同意书涉及法律问题。纪录片的伦理何在，专业处理是怎样？至于受访者的私隐问题，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也主动关注。简而言之，就是法、理、情全部相关。

作为一套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弄出这么多争议，或许就在于它太过真实。原本校方希望留下一个历史纪录，导演作为旧生愿意为母校出一分力，但当把学生以至他们的家庭生活放上大银幕的时候，他们必然别有一番感受。尤其是成长过后回看中学阶段的岁月，对纪录片的安排有所抗拒，其实自然不过。

教育下一代的挑战不容小觑

在纪录片暂停公映之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公开活动期间被问及有否看过。她表示“我没有看过。我知道就这部电影的情况，学校已启动危机小组，为一些受影响的师生安排支援”，并强调教育局有提醒学校要非常小心处理学生资料。

毫无疑问，局长是从私隐这个法律角度出发。但《给十九岁的我》除了涉及私隐争议，更反映出师生之间的典型关系。一方面，为人师长的总希望“以爱浸死学生”，但另一方面，学生的个人主见却可能被只当成青春叛逆。青年人由衷的不满和反对，与不成熟的情绪表达或者发泄，未必能够容易准确区分。

尤其正如纪录片所横跨的十年，香港经历了动荡的社会事件，上一代与青年人的视角迥异，矛盾严重。教育局局长近日正忙于协助跨境学童复课，早前又积极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和制定《教师专业操守指引》，但再忙碌也好，或许她亦应该从《给十九岁的我》的电影本身以至所衍生的社会现象中，更全面地认识教育下一代所面对的挑战。

如何更有效聆听青年意见？

这一届政府不是不重视青年工作。去年12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便发表了《青年发展蓝图》，当中提及会扩大“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善用网上社交媒体，更有效聆听和回应青年的意见。既然如此，局长麦美娟更应该从纪录片以及近日争议中聆听青年的声音，亦应该正视青年所面对的家庭和社会问题。

随着香港与内地恢复通关，局方当然要推动青年到内地交流实习。但实际上，不少青年成长自问题家庭，有的是父母离异，有的是经济困难，问题不一而足。要做到“青年兴，则香港兴；青年发展，则香港发展；青年有未来，则香港有未来”，麦美娟作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未来四年半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在政治事件过去、新冠疫情平息之际，这次纪录片争议正好提醒了我们，社会的矛盾仍然普遍存在。但代沟不只是上一代不明白下一代，也包括了下一代不明白上一代。若然不问因由，对青年的所想作为盲目支持，这非但不是真正的教育，甚至只会害了他们。个中的拿捏是困难的，真正的沟通不会容易，但我们非如此不可——不只是两位局长，而是我们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