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论】推行全面改革　为青年创造新路

今年的中学文凭试（DSE）于上周三（7月20日）放榜。今届有八位考生考获7科5**成绩而荣称“状元”，当中有六人表示未来打算修读医科。一方面，本地高材生愿意留港读医有助缓解香港医生不足的问题，也证明年轻一代的精英并未因为政治事件而出现所谓的逃亡潮，我们为此感到欣慰。但另一方面，尖子选科只集中于医科等几个专门科目，也突显了一些问题。

这现象并非今年独有，众所周知过去多年一直有这样的趋势。去年的七名“状元”中，就有五名首选医科。而根据我们的统计，从2012至2019年间73名“状元”中，选医科、环球医学及牙医的就有44人，占整体六成、与法律相关的则有15人，约占两成。“状元”与其他学生选科的志向不应受到针对，他们当中不少都是怀着个人抱负作出选择，值得尊重。然而，客观的统计数据反映了，香港人才出路“独沽几味”、异常狭窄，不得不令我们警惕。

社会上流阶梯狭窄　人生规划选择有限

究其原因，香港的社会现实限制了年轻一代的选择。在香港，在社会阶梯往上爬并非完全不可能，但却有着高昂的成本。年轻人若要付得起这笔成本，在人生的每一步几乎都必须按着所谓的“成功方程式”的固定步骤行动，做好所谓的“人生规划”，否则便很可能成为失败者。年轻人毕业后要以最快的速度寻觅一份稳定而且高收入的工作，在工作几年后存下一笔足以付首付的存款，那么在三十岁前他们就可望首置上车。在确保了第一个单位后，再累积资本购置第二个单位，将其放租让租户帮他们供楼。一旦到达这一步，他们便可以不断累积资产，然后在中年后慢慢达到经济自由。

香港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说明，这条路是最稳定最可靠。即使本身并非出身富裕家庭，也可以通过这条方程式在社会中往上流。

然而，要满足这样的人生规划，他们首先就要确保自己能在毕业后快速地找到合适的工作，而现时香港能满足这个条件的选择显然非常有限。尖子一窝蜂涌向医科和法律等科目，除了是追求个人理想，现实原因也是由于这些科目与专业资格有关，毕业后几乎肯定可以获得一份稳定而且收入丰厚的工作。只要按着既有的计划，虽然未必大富大贵，但起码可以确保自己这辈子能安稳地生活。

反过来说，这也意味年轻人不跟着成功方程式去规划人生，就要承担很大的机会成本。假如他们未能在毕业后快速积累到首付的话，他们整个人生计划可能被迫推迟，不单结婚可能延后，假如决定先出外租楼独立的话，变相等于帮助那些成功人士供楼，那存钱就更困难。此消彼长，假如当初错过了最佳的人生规划，他们在三十岁以后便会渐渐发现身边同龄的成功人士渐入小康，自己却仍然为了交租而奋斗。

正是因为向上爬的社会阶梯过於单一，我们才会不断看到每年的精英，由以往的高考以至现在的DSE，都争相涌向那几条狭窄的出路。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试问有能力的年轻人，又有多少愿意投身于那些不知道有没有回报的行业上。希望过上舒适安稳的日子并没有错，真正有问题的是为何我们的社会中只有选择这些职业才被普遍认为有前途？为何尖子们长久以来都没有其他选择？

青年与社会紧扣　全面改革不可少

社会成功模式单调，除了令年轻人难有选择，更令整个社会渐渐固化，欠缺创新的活力。需要人才的不单只是医科和法律，发展创科及进行高端技术研究也都需要人才。尖子长期只集中于医科等传统的成功的领域，科研却难以吸引人才，香港要推动创新科技和经济转型就更是难上更难。另一方面，有识之士都将精力与资本花于房地产，不但炒高了楼价，令社会贫富差距更大，也令经济不断空转，无助于刺激实体经济。

青年问题并非一个独立的政策问题，它其实是香港整个宏观问题的一环，与经济和社会现况环环紧扣，不能将其独立抽出来看待。青年有父母，他们的生活中除了自己之外，要考虑父母退休后的生活，如果父母无依无靠，只能依靠下一代供养，那对青年自然是一种压力，也限制了他们创新的可能性。青年也不会永远是青年，他们有一天会成家立室，要考虑生儿育女。当他们知道未来要负起社会的重担时，那么他们做人生决定时，就不能不考虑到育儿、教育等问题。

在2019年后，社会终于认识到青年问题的重要性，中央多次呼吁要正视青年人的问题，特首李家超亦强调会重视青年问题。他在就任前就倡导成立专责青年发展的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又强调要制定青年发展政策蓝图。上周四（21日），即DSE放榜后一天，李家超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北区开园活动上致辞，套用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指出“青年有未来，则香港有未来”，再次鼓励香港青年抓紧机遇回内地发展和创业。

不过，青年政策需要的远远不只是针对青年的政策，而是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改变。社会成功模式单调的根本是社会经济形态固化，年轻人选择创业、投身科研的机会成本太大，求安稳的只能选择医科、法律等最为传统的“老路”。近年，一些年轻人因为不想走或走不起这条老路，决定走上另一条路，他们呼求改革，可惜方法错误，最终走上了港独这条“邪路”。正如中央领导人经常强调，改革开放“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无论是“老路”或是“邪路”，都不是该走的路。

年轻人会长大，终有一天他们会成为社会支柱，如果他们选择了一条错的路，影响的不只是青年，而是社会整体的将来。因此，政府必须推行全面改革，从根本上改变只能以置业为根本的资产累积模式，而不是只推出一些小修小补的所谓青年政策。假如香港整体缺乏足以改变现时利益结构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及经济改革，不管青年政策再怎么创新，也不可能改变太多。最终社会大部份的精英尖子还是会选择最为安稳的老路，部份激进者更可能又走上政治邪路。

试想想，单单是让青年毕业后可以用更合理价格获得公营房屋单位，就可以将他们从置业魔咒中解放，减低他们一窝蜂涌向传统热门科目的动机。而加强退休人士的保障，又可以令青年减少后顾之忧。投身于未知创新需要勇气，但勇气不是一种心理质素而已，而是由社会安全网所组成。只要政府愿意推行整体的深度改革，我们相信年轻人将来可以有一条、甚至多条新路， DSE“状元”将来的选科将会是五花百门，真正做到“行行出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