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复常但“炒场”不能复常

政府于本周四（21日）放宽社交限制，一众运动爱好者几天前已准备上网或亲身预约康文署场馆，与朋友、队友比赛操练。但同一时间，“炒场党”再次现身，高价放售场次。这反映康文署推出的实名登记制度仍有漏洞，亦因此推高炒场成本。康文署和警方等部门应该加强打击炒场违规行为，务求令炒家绝迹，令广大市民公平和廉价使用康体设施，促进体育普及化。

这一轮的炒风估计较以往猖獗，一来是市民和球队难忍没有参与球类运动和操练比赛的日子，愿意付较高炒价，二来是不少场馆仍用作各类抗疫用途，场次供应更少。大部分场次已有预约，网上亦有不少出售场次的帖文，有报章留意到部分篮球场场次炒价达1,100元，是康文署收费的约四倍。

炒场乱象已经困扰社会十多年，市民要么斗早到场排队，要么就要付额外开支租场，结果只是养活炒家集团。问题在于政府打击炒场的方法容易被捣破，即使康文署在2018年推出登记实名制，又规定短期内累积两次不取场者或证明违规转让场纸者，其租订资格会被禁止一段时间，但只要集团派人租场并亲自到场签署，就不算违规。而因为规例增多，炒场成本随之增加。

普及体育就要打击炒场

除了一般市民，大小球会也深受打击，因为绝大部分没有固定训练场馆。虽然部分球会可以优先预订康文署场地，但热门时段仍然僧多粥少，球员未必能在固定时间训练，而业余球会则大多要一同争逐康文署场地，亦要向炒场集团购买场次。集训不规律加上成本上升，势必削弱训练和比赛表现。

政府多番推广体育普及化，例如每年举办全民运动日和全港运动会，但场馆场次充裕和收费可负担更是体育运动普及的必要前提。因此，政府必须加紧打击炒场集团，短期内应要求租用者要留至场次的大半时间，以及延长停租期。此举会减少一定炒场成员，但副作用是继续炒场者的索价更高以抵销成本，这要靠康文署职员辨识可疑租场者和警方“放蛇”行动打击余下份子。

管理场地需求　亦要增加供应

其实，康文署场地不是唯一能提供场地的单位，学校空间不可少看。教育局与民政事务局在2017年开始推行“开放学校设施推动体育发展计划”，鼓励学校开放设施予体育团体。然而，过往数字反映外借场地的学校和次数不多，在2020/21学年，只有126家（约14%）的公营及直资学校参加计划，举办168项活动。疫情固然是比率低的因素之一，但曾有体育团体和教练慨叹，学校不愿承担损耗和损伤责任而拒绝外借，配对不成。政府亦要在疫情趋缓之际，继续向学校推广计划，尤其邀请有外借经验的学校代表分享，减低同行疑虑。

有中学近月把校内部分地方改建成体适能训练中心，设施包括符合国际标准的剑击比赛和训练场，提升现时校内剑击学生的支援。该校亦参与了开放学校计划，可租借场地给机构团体，让基层学生也可一尝剑击滋味。希望学校此举成为楷模，鼓励更多学校参与计划，帮助香港培育更多“张家朗”，争夺更多国际赛事锦标，贯通本地运动普及化至精英化的路途。

长远来说，政府要增加体育场地以纾缓市民和球队需求。我们期望启德体育园明年投入服务，以至白石体育园尽快筹划兴建，提供场地给各类运动项目。更根本的是，政府须检视过时的规划准则，要按未来的人口比例和运动习惯兴建运动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