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会堂与时代的呼声

古物古迹办事处早前建议，将些利街清真礼拜总堂、雷生春以及香港大会堂列为法定古迹，当中在战后落成的香港大会堂尤其为人关注。此现代主义建筑于1962年3月启用，上个月适逢其60周年之际，古物咨询委员会同意了列为古迹的建议，可谓更添意义。根据《古物及古迹条例》，当局得到行政长官批准后便可藉宪报公告宣布三处为法定古迹，获永久保护。

香港大会堂在1960年由时任港督柏立基奠基，1962年3月2日正式开幕，至今走过一个甲子，但其诞生其实比起1962年还要早一截。中环原为香港的政治及经济中心，座落了政府合署、汇丰总行大厦等，港英政府在战后有意为中环注入文化和旅游元素，加上旧大会堂在1933年已经拆卸，因此萌生了于中环兴建新大会堂的念头。

1950年香港大会堂委员会成立，咨询社会意见，其后在皇后像广场对出完成填海工程，新土地用作兴建大会堂之用。新大会堂最初由香港大学的教授哥顿布朗（Raymond Gordon Brown）拟备草图，其后由工务司署的菲利普（Ron Philips）及费雅伦（Alan Fitch）奇完成设计。当时中环的其他主要建筑例如高等法院（即现终审法院大楼）采用新古典主义，汇丰总行大厦（后来已拆卸重建）采用装饰艺术，但新大会堂却用上现代主义风格，设计简朴，着重发挥建筑物的功能。

大会堂象征了一个新时代

作为香港现代主义建筑之滥觞，香港大会堂摆脱了战前欧洲建筑风格，下开了香港一个新的时代。例如菲利普其后设计、用作政府办公室的美利大厦同样展示了现代主义建筑之特色，甚至到了1980年代落成的沙田大会堂和屯门大会堂等，亦不乏其影子。

更重要的是，香港大会堂包括了香港首个向市民开放的公共图书馆，加上博物馆、表演场地及婚姻登记处等设施，让所有市民也能享用。这不只在用途上有别于战前大会堂的上流社会社交场所，更象征着战后社会走向平等的转变。

中国人以六十年为一个甲子循环，在香港大会堂走过一个甲子的今天，香港同样经历了重大转变。反修例运动打破了香港的政治环境，新冠疫症改写了社会和经济面貌。在百业萧条、旅游中断及社交限制之下，香港的在地消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虽然没有像当年般经历战争，但第五波疫情带走了近9千名香港人的性命。就好像战后重建的新时代那样，香港今天同样须要打开新的一页。或许香港大会堂之于我们的意义，除了其建筑及历史价值之外，还有其所标志着的时代精神。

若说当年的香港大会堂是要为中环注入文化和旅游价值，将文娱康乐更平等及开放地带给所有市民的话，今天的香港需要的是重塑美好生活，在经济与消闲、发展与保育中平衡并进。随着中环一再填海，香港大会堂今天已不再是北临海滨，多个博物或展览馆亦已独立出来。但今天香港又有了新的西九文化区，视觉文化博物馆M+更于去年开幕，广受欢迎。六十年前后，香港仍走在探索的道路上。

草拟大会堂的哥顿布朗原为爱丁堡大学教授，后在葛量洪邀请下于1950年到任香港大学。他当年创立建筑学系之时曾言，建筑师的训练不能只跟随欧美的步伐，而必须满足香港社会的要求。大半世纪后，我们对于整个城市的规划和发展仍然要问，香港社会的需要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