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体现治理能力的差异

由于外围疫情升温，加上入冬等效应，近来中国内地各地都爆发了不同程度的疫情。至今为止，中央政府仍然坚持“动态清零”，抗疫从严的抗疫模式，因此各地政府面对疫情亦自然要达到中央设下的目标。虽然最终目标一致，不过在具体执行上，不同地方却可以有很大的差别，而这些差别可大可小，甚至亦会影响到对抗疫从严的整体评价。

西安去年12月中因疫情而封城就引起了广泛的劣评。虽然西安封城最终能控制住疫情，但在执行当中却出现不少强差人意的乱象，内地民众甚至质疑继续执行现有的防疫政策是否对社会造成太大代价。相反，上周出现数例本土病例的上海展开了很不一样的防疫战。上海当局的“动态清零”仅仅只是将一家占地约20平方米的奶茶店列作“中风险地区”。西安与上海两个例子无疑体现了管治和实践政策方针上巨大的差异。

瓷器店里抓老鼠

上海一直是防疫模范生，去年1月上海出现十几例本土确诊时，当局就以快、准、细的方式抓准时间窗口作对应，将密切接触者隔离观察，结果只是筛查了4.1万人，也没有大举封城之举。《新华社》等官媒就以“瓷器店里抓老鼠”来形容上海抗疫的方式。上周，上海又再碰到疫情，仍旧坚守着“瓷器店里抓老鼠”的精神，努力以最少的社会成本做到“动态清零”，又再次获得极高的评价。

相较之下，西安自然是“乱”。不单要全城封锁个多月，封锁期间更出现市民买不到日用品和食物、孕妇求医被拒、管理人员对市民使用过度武力等问题更可算是“乱象”。无疑，西安与上海都在追求同一个目标。但上海之优于西安者，首先是先知先觉，愈早发现疫情进行防控，愈能减少对社会的影响；再其次是追踪的精准度，上海能追踪把握到一间奶茶店的精准程度，就自然不会有西安封城的各种乱象了。

治理的现代化

上海能做到抗疫模范而西安却成为污点，究其本末，最重要的还是实践上的差异。而实践上的差异其实就是所谓“治理现代化”的问题。2013年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后来被称为“第五个现代化”。与工业、农业等前四个“现代化”所不同的是，“治理”并不是这么实在的东西，难免令人摸不着头脑。而上海对抗疫情的隹例，无疑就是“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活例子，值得思考。

防疫要体现治理现代化，必须要做到快、准、细，这样才能减少社会付出的成本，而且要有弹性，不能往往“一刀切”，也要有相应的配套，各部门之间不能各自为政，要统一而配合，最终以市民的最大利益为标准。

那我们不禁问，香港的防疫措施是“上海”还是“西安”？无疑，至今为只香港的防疫表现不能算差，至少我们并不需要禁足式的封城，未有去到“西安”的程度。不过，香港的防疫也还没有到“上海”的标准。例如说，早前因为国泰人员免检疫而诱发第五波本土疫情，但其实很多人早已指出免检疫是疫情漏洞，但政府却未有先知先觉作出对策，结果要社会付出额外的代价。二来，上海能准备做到追踪密切接触者，但香港却没有足够的追踪能力，这都决定了两地防控疫情的结果。从此看来，香港在疫情治理的问题上，仍有应该向上海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