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发展得考虑社会需要

新加坡国立大学与耶鲁大学合办的文理学院（下称Yale-NUS College）在创校十年后，上月便宣布将陆续结束这个曾经被誉为“二十一世纪新高等教育模式”的合作计划。周一（13日）新加坡教育部长陈振声就此向新加坡国会透露，有关决定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在7月向耶鲁方面提出，目的是为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发展寻找新的路向。

成立于2011年，Yale-NUS College是为当时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美国顶尖学府在亚洲发展博亚教育的旗舰级项目。有关合作是为2008年新加坡教育部门提出的构想，在新加坡建立一所顶尖的文理学院。当时新加坡教育部门以“更佳的选择，更大的发挥空间”为题发表报告，认为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发展亦应该以文理学院为目标，培养跨学科的通才教育。及后2010年新加坡国立大学遂与美国耶鲁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成就了Yale-NUS College的出现，并且在2013年录取了首届157名学生并开始这种跨国教育发展模式的探索。

一窝蜂的跨国教育发展模式

这种跨国教育的发展模式（Models of Transnational Education）从2010年起便从中东的海湾地区席卷到亚洲。不少的亚洲政府和大学管理层遂邀请知名的欧美大学学府合作办学，并且提供各式各样的经济诱因，希望借此提升国际化等目标。这种发展模式从远距的学位到成立双学位课程，甚至成立分校（Branch campus），其变化包罗万有。

这种发展模式亦可谓一窝蜂地成为了发展热潮，在2012年就有超过200所欧美大学在亚洲设立分校，并且有接近40个计划已经在筹备落实阶段。而新加圾的Yale-NUS College 就是在这个时空出现，而美国的纽约大学亦在2012年在上海设立分校，同年萨凡纳艺术设计学院亦进驻了香港长沙湾历史建筑物北九龙裁判法院。

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发展议程

新加坡教育部门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其中一个不想认还须认的事实是，这种发展模式所需要的资源投放远远超过预期，而且越来越不合符成本比例。尽管Yale-NUS College从创校至今已经筹得8000万的坡元经费，这个数目却远比预期所需的3亿坡元目标仍然有著不少距离。而且有关学院亦陷入不少的招生困难，目前每年的招生人数只维持在250人左右，要维持这重规模小，但每名学生教学成本高昂的教育模式，除非政府愿意不计成本地支持，否则单单依赖学院本身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财政就根本难以支持。

面对这种财政问题，合作的另一方美国耶鲁大学亦提出不少方案，包括扩大招生、增加学费等，然而这些建议明显地不合符新加坡社会的实际需要。尤其是当Yale-NUS College的学费已经比新加坡国立大学或其他本地课程昂贵，而假如增加学费亦无可避免地堕入“何不正接前往外地升学”的局面。在维持学院的收生质素和平冲教学成本，最终被学院取录的学生成为了代罪羔羊，而他们的学校亦将在2025年正式结束。

各国政府都要求大学重新思考大学的发展方向

面对过去这种不符合社会实际发展需要的议程，各国政府的教育部门都开始要求大学管理层和负责大学拨款提出意见的委员会认真反思大学的发展方向。尤其是过去几十年来都盲目地依赖某些大学发展议程，社会都为此付上不少成本。

根据报导，选择果断地结束这个曾经被誉为“二十一世纪新高等教育模式”的合作计划是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提出，并且得到新加坡教育部门的支持。与此同时，英国的教育大臣韦廉信亦在上星期四（9日）出席一场英国大学校长的座谈会特别提到，各所大学都反思过去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是否太过“企业化”，而发展的议程亦太受大学的官僚唆摆，而忽略了大学的重点是为社会培养人材。韦廉信的言论被认为与下月英国政府公内大学资助办法检讨有关，可以预期各国的大学发展都将会出现不少变化。

近日，香港的各所大学院校都磨拳擦掌继续准备发展院校国际化的议程，以及预备到大湾区开设分校大展拳脚。然而，在这些发展模式背后，特区政府的官员、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各大学的高层可有细心思考，香港的大学的发展模式想达到的是什么？是否能服务社会的需要？与此同时，香港社会又会为他们的发展议程付上怎样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