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售型央行数码货币才是一般人所需

本星期二（6月8日），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于香港银行公会举办的金融科技研讨会上公布“金融科技2025”策略，鼓励金融业界于五年内全面应用金融科技以提供合理、高效的金融服务。该策略的内容包括五大主要范畴，其中第二项为“加深央行数码货币研究……为香港在发行批发及零售层面央行数码货币，加强准备”。

“央行数码货币”一般意指由各地中央银行以数字化方法发行的法定货币，其形式摆脱了以往惯用的实物现金及储备。视乎货币具体应用环境，它又可以分为限制用于银行及其他相关金融机构间的批发型央行数码货币，以及满足公众日常消费支付需求的零售型央行数码货币。根据年初公布的国际结算银行第三次央行数码货币调查结果，全球各地有86%央行正在参与推动发行数码货币。

未宜再忽略零售型数币

金管局过去与央行数码货币相关的工作主要都聚焦于批发型货币。该局自2017年起开始进行“Project LionRock”计划探讨批发型央行数码货币，并在去年1月联同泰国中央银行同类研究“Project Inthanon”合作发表了关于跨境支付应用数码货币的成果报告，到今年又加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启动“多种央行数码货币跨境网络”项目。

相比之下，金管局对于零售型货币的兴趣就显得较低。今年3月，该局副总裁李达志才终于在国际结算银行峰会提出要展开相关的概念验证研究项目“Project Aurum”，但事实上国际结算银行年初报告已经明言“跟通用零售型央行数码货币相比，批发型央行数码货币在全球范围内都被视为优先度较低”，又指对于批发型货币产生较大兴趣的往往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发展受限肇源不思进取

香港当局对零售型央行数码货币的忽略，有一部分源于其自我定位倾向只会思考如何处理金融机构之间的大宗交易，不太重视民间在公众零售用到的小额支付。像是去年11月余伟文在“香港金融科技周2020”的主题演讲，便仍然声称“藉批发层面的央行数码货币，电子钱包服务商可以为旅客提供零售层面的服务，如汇款和跨境支付”，言下之意即是没想去发展零售型数码货币。

除此以外，本港金融科技落后当然也有主事者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原因。譬如2018年5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濂在立法会说“由于已具备有效的基础支付设施和服务，央行发行数码货币的吸引力相对较小”；再如2019年9月该局时任局长刘怡翔访问在零售数币领域走得最前的瑞典，跟其中央银行行长会面时明明曾谈及央行数码货币问题，结果他返港撰写网志居然却对此绝口不谈。

回看近年同样在数码货币方面获得长足发展的内地，前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离任前夕强调“研究数位货币不是说让货币去实现某一种技术方案的应用，而是说本质上是要追求零售支付系统的方便性、快捷性和低成本”。偏偏香港研究便都是由分布式分类帐技术方案主导，这就难怪本地金融科技发展始终无法普惠整个社会，感觉不到其便利的一般人听到相关消息纷纷提出质疑也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