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经济成趋势 劳工保障要追上

撰文: 评论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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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外卖员劳动保障不足,近日南京市政府要求企业为外卖员购买社会保险,这堆领头羊企业美团的影响相信不少。外卖员是否得到足够的劳工保障并不仅仅是内地面临的问题,更是零工经济兴起下,香港乃至世介面对这一新型雇用模式应探索的方向。

美团平台的950万配送员均为外判人员,与美团没有直接的雇佣关系。 因而他们不仅没有五险一金等基本保障,就连每天3元的商业险也是从当天的佣金中扣除,而这也仅包含保额60万人民币的身故伤残与5万元的医疗费用,并不包含任何的失业、养老风险承担,也不包含任何的生育、劳工假的保障等。考虑到这一行业的劳工保障不足,南京市政府出台《关于规范新就业形态下餐饮网约配送员劳动用工的指导意见(试行)》,要求企业为全职外卖骑手缴付社会保障金。在这一条例下,不仅美团,诸如饿了么、京东等有企业的餐饮配送员亦将得到更大的保障。作为对零工经济保障的开端,投行瑞信相信这一政策将会陆续在内地各省市政府实行。

(“五险一金”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在内的五种社会保险,“一金”是指住房公积金。这是中国政府为保障职工权利而采取的一项基本措施,其中工伤保险与生育保险全部由用人单位缴纳,其他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共同缴纳。)

零工经济 机遇与挑战并存

随着科技的发达和疫情的催化,以外卖员为典型的零工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都日益发达。欧洲委员会的资料显示,2016年中约有四分一雇用合同涉及散工、平台配对等非标准雇佣模式。在美国,2018年有约790万名工作者曾从事经电子平台配对的工作,占总劳动人口约 4.8%。在香港虽无零工工作者的专项统计数字,但“2018 PERSOLKELLY APAC Workforce Insights – Gig Economy”问卷调查显示,55%的香港受访者对“零工经济”感兴趣,排在亚太地球之首。

零工经济打破了传统雇用工作对时间、地点的限制,可以纾缓失业、就业不足等问题,让更多劳动力参与到市场中来,刺激了经济的增长。比如2018年,零工经济为美国和全球分别带来1.3万亿和4.5万亿美元收入。

但同时,零工经济也打破了传统上将工作者分类为“雇员”与“自雇人士”的二分法,令这种新型的劳工模式难以在固有的劳工保障法例中找到适用的条例。也因此,零工经济究竟带来更多的就业和经济收益,还是带来更多的劳工剥削,又或是劳动纠纷,往往取决于当地如何完善这一新型劳工模式的保障。

香港外卖员。(资料图片 / 张浩维摄)

零工劳动也可有保障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在2018年回答议员质询时指,港府没计划将《雇佣条例》涵盖范围扩至弹性工作人士,让香港逾51万自由工作者劳工权益无着落,也就更不用提针对零工经济做出调整。本港各外卖平台劳工纠纷不断,仅在2020年就出现两次外卖员罢工行动。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外卖员不享受普通雇员的劳工保障,缺乏议价能力。去年9月,一名Foodpanda女外卖员被发现在染疫后一直没看医生,仍如常工作14天,直至家中丈夫被感染后病危要送院救治,才被曝光继而停工。这背后的原因正是因为缺乏劳工保障,员工担心会被强制隔离、无法工作失去收入,即使出现病征仍“夹硬”上班。

如前所述,零工经济既是科技时代的大势所趋,也能增加就业和市场劳动力,因此不同于于香港政府的滞后,不少社会都在积极推动对零工经济的保障。除了南京政府要求企业必须为配送员购买社会保险,英国法院亦考虑到Uber司机没有定价权、Uber可透过演演算法和使用者评分间接操纵司机,早前裁定将Uber 司机纳入普通雇员行列,要求予以他们同样的保障。无论是将普通雇员的保障延伸到零工经济范畴,还是根据特定零工工种的具体自主度,裁定部分工种为普通雇员进而保障他们的权益,都是香港政府可以参考的方向。

不可否认,如何既保障工作者不被剥削,又不会因为生硬的劳工要求破坏零工模式的自由,有创意的优点,的确具有挑战性。但零工经济既是大势所趋,各地社会都在探索如何让其扬长避短,保障劳工权益时,香港政府也需及早研究,以免在劳工保障和新兴经济模式的发展上落后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