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品海｜以改革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编按】本文为香港01创办人于品海先生为《赤子秉笔 沧桑留痕》一书所撰序言。该书作者张宏任曾于九十年代任职香港媒体秉笔直书，也叱咤商海，既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也长期关注香港的发展。书中收集了他在不同时期发表的多种体裁文章，通过朴素、简洁的文字呈现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经历的时代巨变，以及作者用笔留下的一点人生痕迹。
这本书是一个九十年代过来人的历史见证，作者将自己对中国在那个时代的感受，用朴素和简洁的文字呈现，不沉重，不浮躁，以平常心看待那个时代的巨变，以实事求是，轻松的视角勾画出翻天覆地的改革转型。张宏任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特别专业，不愿意作为旁观者，他的文章能让今天的读者掌握那个时代的意义，就像是自己身处其中。
张宏任的文字毫无修饰，温文尔雅，就像他本人和他讲的普通话。用英国人的说法，他是一位绅士，而中国人就会笑称他是一介书生。我是在《明报》时期认识他，那段日子并不安逸，一直发生各种奇怪事，后来才知道，除了世界不断改变，自己也因为加入了新闻行业而参与到变化中。无论是在《明报》内部、与香港相关、还是国家与世界，变化无所不在。用今天的说法，那是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准备，作为小我的普通人焉能置身事外。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可能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就开始了。过了十来年，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异想天开，苏联解体了，而中国在自信和沉稳中延续了那个已经进行超过一个世纪的思想解放，为五四运动之后的伟大转折找到了唯物主义的座标，足以静下心来推动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虽然发生了八九风波，然而，回过头来看，那不就是历史激荡过程的锻炼吗？中国人稍作思考，很快就继续走在改革的路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无论是文革还是六四，都让大家倍感珍惜得来不易的稳定。没有稳定，难以谋发展，没有座标，难以掌好舵。变局之为大视乎决心和毅力，它们在中国人的历史中并不缺乏。
我们或许是成长于大转型时期，因而更有历史感、大局观。作为新闻人，这种品质毫不奢侈。一旦遇上作为旁观者的另一群，总觉得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痛，对国家发展不了解却喜欢指手画脚，摆出一副毫无根据的高高在上。他们可能是因为长辈们曾经逃离贫穷和封建的中国，自以为身处现代的西方而沾染上一点傲慢，甚至就是为了证明自己与内地能够保持距离，所以才如此夜郎自大。像张宏任这些来自北方的港漂，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之间，总是小心翼翼。或许我是以“外商”的身份早就参与到国家的经济建设，习惯了两种思想的冲突，因而在观察港漂如何融入香港时颇有感触。
《明报》是香港少有对国家发展很有想法的新闻媒体，这是拜查良镛先生所赐。他学贯古今，涉猎甚广，对中国政治有独到的看法，对《明报》的成功起到关键作用，但也让《明报》的团队在观察中国时保留了一丝偏见。《明报》的中国版当时是行业内中国分析的权威，“小平南巡”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报道系列之一。问题是，这种报道式的概述能够让读者明白事情的意义吗？缺少对事情背景的掌握，能够为读者呈现有参考价值的评价吗？当然，观察始终是旁观者所为，不像张宏任、曹景行等，在貌似“观察”的背后，他们有着在处理自家事的投入。
或许是凑巧吧，我也是在九十年代初加入《明报》，都是“小平南巡”和“中共十四大”时期的一代人。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中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改革路线，但不同立场的人对此感到疑惑或支持，在八九风波之后两种道路的斗争达到高潮，而在“小平南巡”和以中共十四大作为标志的历史转折上画下了句号，中国之后真正地以及完全地投入了改革。这个过渡期虽然不长，却是历史大周期的衔接点，好好地明白这段历史，对认识今天的中国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重新适应作为国际舞台中央的一员，伴随全球南方的崛起以及国际格局的重构，既要积极照顾发达国家在失去传统霸权时的焦虑，还要在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领域扮演破局和引领角色，为更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提供指引。
中国的一举一动从来都是世界政治的一部分，如果看不见，那是因为缺乏对历史的尊重，戴上了有色眼镜。尼克松访华是为了让世界权力重新平衡，苏东解体既是解构旧有格局，也是再造新的平衡，中国的崛起又如何不对平衡产生意外的冲击？当然，在九十年代，还没有人注意到冲击将会如此巨大，不少人拒绝承认中国的作用和角色，他们用不合时宜的过时视角来评价中国，依然沉醉在冷战胜利的无知中，对中国颐指气使。历史没有因为他们的想像而停滞不前，相反，它大踏步进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张宏任的文章，既反映了中国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中的识变和求变，同样看见它在国际关系波谲云诡时的应变能力。以大变局为主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开始参与全球经济分工，全面发展生产力，打通了与西方产业链的关系，同时化解与西方隔阂数十年的矛盾和不适，并适时加入了WTO，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完成了历史和社会结构的彻底转型。中国在第二阶段塑造了完全不一样的国际局面，它重新适应作为国际舞台中央的一员，伴随全球南方的崛起以及国际格局的重构，既要积极照顾发达国家在失去传统霸权时的焦虑，通过全球供应链的范式转移巩固自己的优势，还要在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领域扮演破局和引领角色，为更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提供指引。
中国的成功绝非偶然，这是中国人集体的努力成果，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有方。今天的中国确实挑战了既有利益结构，无论是供应链，工业生产和科技进步，中国的快速转型和升级，都让别人喘不过气。刚以为中国只是在劳动力密集环节占优，却被它在新能源产业的突破所震撼；刚以为它只是制造一些廉价汽车，却不知道从哪里蹦出一大批新能源汽车生产商，科技含量极高，驾驶品质碾压对手。中国在造船、航空航天、量子计算等多个领域持续爆发的动能，也在令大家感到错愕，西方国家还被迫面对让其心烦的中国AI。中国的跳跃式和有序发展令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极为尴尬。
不少内地人曾经认为香港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了路径，没有人预测到中国的改革远不止是经济的，在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都超越一般认知，香港在不知不觉之间失去了本有的想像和作用。
幸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竞争中也有一些不错的表现。由于产业分工和军事态势找到了新的战略平衡，大国之间的军事对垒估计不会升级为直接冲突。乌克兰战争被约束在代理人层级，中美在南海和台海的相互试探，没有迹象恶化为兵戎相见。就像张宏任对九十年代中美之间紧张关系的判断：“中美关系不大会有大的突破性进展，也不大会再坏到哪裹去，很可能是一种平稳中有冲突、矛盾中有合作的状态。”“中国既不会如叶利钦为俄国定位的那样，成为‘美国的盟友、西方的一员’，也不会再回到与美国公开对抗交恶的时代，因为邓小平或邓小平后的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可能轻易关上，社会主义的招牌也不会轻易摘下。”这样的判断今天依然合适。
香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该扮演什么角色，一直是中国和世界对香港的诘问。不少内地人曾经认为香港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了路径；西方认为通过香港可以找到与中国接触的手段，根据它们的规划让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消灭中国的“专制”。没有人预测到中国的改革远不止是经济的，在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都超越一般认知，香港在不知不觉之间失去了本有的想像和作用。就像曾经自以为读懂中国的《明报》，香港至今连中国如何崛起的简单轨迹都看不见、摸不着，不断在寻找在大变局中的新角色。
若想尝试了解内地与香港的特殊关系，以及认识港漂们如何在九十年代开始担当两地之间的桥梁角色，张宏任的文章都可以提供蛛丝马迹。他后来移居加拿大，继续在内地工作，在三地之间穿梭，解释了那个时代成长的中国人对时局的瞻前顾后、不知所措。这一本书正好说明那种藕断丝连，游子思乡的沧桑。他为本书所起的标题确认了这种赤子的心境。
任何美丽的想像都无法脱离现实，每个时代都有理想主义者、绅士和书生，在现实主义面前，除了人民的生活和强大的经济及战略实力，还有什么能决定中国的前途？张宏任当年就清醒判断，“中国大陆民主化进程必须是渐进式的，而这又是由中国大陆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事实证明这种在当时不合群的判断符合中国的现实。他的理据很简单，“邓小平路线具延续性的最主要理由，还是它自身所具的人民性，即是说邓小平主张的一套东西、他的富民强国的政策，有深入的民众基础，得到多数大陆人民的拥护，即使他不在世，中共后继领导人要走‘回头路’，也不太容易，谁上了台都要顺应民意。”
如果香港未能召开自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举办属于香港的“十四大”，宣示全新的经济社会治理思路和发展模式，根本不可能培育出改革的战斗力，为香港栽培自己的邓小平和改革派。
香港今天同样是在改革的路上，但却缺乏了对改革的辩论，这种安静对迫切需要改革的香港来说绝对不是好事。香港需要当年的邓小平，但如此的颠覆性人物不可能从外输入或随手捡来。就算是曾经颇有名声的香港新闻媒体或社会精英，早就很难听到能够看透历史、掌握大局的声音。如果香港未能召开自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举办属于香港的“十四大”，宣示全新的经济社会治理思路和发展模式，根本不可能培育出改革的战斗力，为香港栽培自己的邓小平和改革派。香港社会不断在呼唤全面转型，细读张宏任的文章，或许能够从中国的改革中找到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