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必须具备“表现认受性”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日前接受《香港01》专访时，提及特首可由选举或政治协商产生，令社会猜测特首选举方式是否将会有所改变。特首林郑月娥和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先后回应，指维持选举较好，因为认受性更大及有利施政。选举诚然是产生特首的好方法，甚至香港应该按《基本法》所承诺，在适当时推进政制改革。不过，“协商论”引起的讨论也应该让我们扩阔想像，明白政治绝不只是选举。事实上，管治认受性还有另一来源——执政表现。而这也恰恰是当下香港政府所缺乏的。

任何社会都有弊病，最好是在未有恶化成绝症时医治，但人们通常难以察觉社会有小病，到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积重难返，香港的情况就是这样。八、九十年代以来香港“顺风顺水”，管治精英因而觉得原有管治体制是无敌的，未有察觉在“小政府大市场”的逻辑下问题不断累积。到了今天，大家已看清楚，金玉其外的香港有着房屋、医疗、安老、教育、交通等社会问题，回应不了市民诉求。一个如此发达的国际大都会，其闹市居然有大量“㓥房”，让一家大细享用快餐的麦当劳沦为无家者的归宿，最近还有官员竟然在“两蚊”还是“三蚊”交通优惠上锱铢必较。公平正义缺失，显然是这个城市的写照。

有为政府回应市民诉求

回望历史，政府不作为绝非必然，积极有为曾经让香港充满希望。许多人把“六七暴动”归咎于左派煽动，无视二战后港英政府对社会治理的不热衷才是社会动荡的根源。事实上，当时香港虽有一些人向往的、有别于共产中国的“自由”，但经济民生问题处理不善。1971年履新的麦理浩（Sir Murray MacLehose）不满现状，改弦易辙，他治港十年半期间除了建立廉政公署这一功绩，还大力开拓新市镇、广建公屋、实施义务教育、改善公共医疗服务等。

为什么麦理浩不是选举产生的，但当今的香港市民却很怀念这位港督？无非是因为他对普通人有起码的同情心，更重要是因为他有实际的改革措施，让市民相信这个家园将会愈来愈美好。

不改革必遭人民唾弃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者Tony Saich在研究当代中国时，颇为重视“表现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或称“表现认受性”）的概念。它与诉诸意识形态或民族主义之类的政治操作不同，而是务实地处理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等问题。“表现合法性”可以是脆弱的，因为人民在习惯了中共带来的进步后，倘若中共无法推陈出新、持续带来进步，其合法性就会动摇。中共显然已意识到这一点——借着“改革开放”取得瞩目经济成就，现在则更进一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无非是要继续发挥“改革红利”。它明白自己的正当性全系于“表现”，若不改革人民自然不会满意。

以麦理浩类比林郑月娥，或者以内地类比香港，并非完全适合，毕竟港英和特区处于不同历史时空，而陆港两地社会制度亦有诸多差异。但无论在什么时空或者什么社会，一出现问题就要处理，从这个角度而言，改革意义是普世和隽永的，值得当下的香港借鉴。

香港不必妄自菲薄，我们有许多本钱：政府有“行政主导”优势，社会有许多人才，也有先进的发展经验，如果当局愿意推动改革，妥善处理包括但不限于“㓥房”、“麦难民”等问题，绝对可以重新建立“表现合法性”，令市民对当局刮目相看。到时再以“一国两制”原则推动政改，香港的民主政治更加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