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成本与城市竞争力息息相关

12月1日，研发及生产电脑的惠普公司（HP）宣布将迁离矽谷，改往得州设总部。12月11日，以红木城为基地的甲骨文表示总部将迁往得州奥斯汀。加上特斯拉老板马斯克（Elon Musk）最近表示由矽谷迁家往得州。一时之间，“科企出埃及记”（tech exodus）的说法甚嚣尘上。

惠普早于1938年在加州帕罗奥图起家，被视为矽谷发展的先驱者。有人将最近一轮迁出潮归因于遥距工作因新冠疫情而普及，令科技企业不必再留在矽谷。得州税款较低，也是拉因素吸引科企迁入。在商言商，企业何处而栖必然有多个经济考虑，但其中一点难以忽视的是矽谷一带的生活成本。

多间科企迁离矽谷

例如《华尔日街报》在有关马斯克迁出的报道中，便指科技专才不喜欢加州生活成本高昂、房屋不足及交通挤塞。特斯拉正在得州奥斯汀兴建4万平方呎设施，招聘5千人。搬到奥斯汀的矽谷创投公司8VC也向美国传媒表示，科技搬家与生活成本有关。

根据美国租屋网Apartment List最新统计，吸引不少矽谷人落户的圣荷西一房单位租金中位数是1,738美元，三藩市更高达2,054美元，而且这些数字乃疫情爆发后大幅跌价的结果。在3月时，三藩市两房单位租金是3,147美元。相比之下，得州侯斯顿目前一房单位的1,035美元租金中位数可谓吸引得多。

矽谷生活成本高企诚然非一日之寒，楼价急升多时，而且Facebook等大企业仍然留在矽谷，简化其为“科企出埃及记”或过言过其实。但这几间科企外走相信也提醒了我们，一个地方若果生活成本等推因素持续，当汇聚商机的吸引力或因时势减弱，便可能会导致机遇流失。

生活成本损害香港竞争力

对于企业的去或留，香港其实不会陌生。回归前我们便曾经历一波制造业北移浪潮。近年政府致力发展创新科技甚至再工业化，期望与创科蓬勃的深圳比翼双飞，但其必须反思为何许多大企业只愿来港上市，却不肯落户设总部。其中一个原因显然就是香港生活成本高昂。根据经济学人智库（EIU）的《全球生活成本调查2020》，香港与新加坡及大阪成为全球最昂贵城市，生活成本冠绝全球。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2020年IMD世界人才竞争力报告》中，香港在亚洲区排名次于新加坡，细项中的“生活费用指数”下跌至60位，近乎敬排末席。

生活成本影响的不只是市民生活，还有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竞争力，以致企业及专才或因而转投其他地区。香港既亟需产业政策，也要检讨自身条件，改革社会环境，解决现时令人却步的推因素。当局须明白经济与社会往往是一体两面，互相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