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领非二等公民　政府划一法定假期不能再拖

政府本年初宣布十项纾困惠民措施，包括逐步增加俗称劳工假的法定假期。据报道，政府计划用十年把法定劳工假由12天增至17天，与俗称银行假的公众假期看齐，并且不予雇主补助。打工仔生活在同一社会，即使身处不同阶层，但同为社会付出，应可享受同等假期。虽然雇主要为增加假期付出额外成本，但不能看轻额外得益。就此，政府须尽快落实假期平权，毋须耽误十年。

香港在殖民初期的假期制度本来只涵盖银行业而非所有雇员，所以称为银行假，后来逐渐扩展自政府、公共部门和教育机构。直至1961年，港英政府才立法规定工业界别雇员有六天有薪法定假期，故有劳工假之称，自此香港就实行两套假期制度。由1967年起，香港维持17天的公众假期，但劳工假期在1999年增至12天后，就再无进帐。固然有不少企业吸引人才，容许雇员放银行假，但毕竟没有法律约束力。

政府在2011年的调查指出，只有不足三成基层员工放公众假期，相当部份来自饮食、物管、保安、清洁等职业。他们不能与子女享受复活节、佛诞和圣诞节翌日，强化了基层工人待遇逊人一筹的印象。

雇主夸大影响　政府视若无睹

由1980年代起，劳工团体就争取与银行假看齐，但雇主团体一直反对，理由包括增加劳工成本，加剧劳动力短缺，外佣雇主要额外抽时间料理家务，而且香港法定假期数目不逊于邻近经济体系的十天左右。现时碰上经济衰退，资方负担更不宜再加重。

政府曾经估算，按2011年工资水平，多放五天法定假期，每年预计增加的成本为18.3亿元，即使物价近年上升，财务影响也绝非资方形容洪水猛兽般。当然，增加法定假日会令部分未能在当天放假的外佣雇主带来不便，这要雇佣双方协商，灵活调配休息日。况且，假日会刺激消费，商界亦从中得益。

资方强调法定假期数目不少，但若考虑及有薪年假，香港雇员享有的有薪假期其实不多。法定有薪年假只有七天，较发达经济体的10至20天少。把有薪年假和法定假日合计，外地有20至30天假期，香港现时有19天，增加后就有24天，其实不算夸张。

香港的劳工保障薄弱，政府本应责无旁贷，平衡劳资势力，但官员长期龟缩，劳资双方无法达到共识，维持两套假期制度。直至2012年的特首选举，唐英年把增加法定劳工假期至17天列入特首选举政纲，议题才稍见眉目。唐英年败选后固然无法落实政纲，那么他的对手梁振英呢？在他任内的2015年，有传政府研究落实划一假期，每年加一天，但最后仍不了了之。

十年过渡期太长　还工人更好对待

事隔五年，香港经历修例风波后，特首林郑月娥在今年初宣布十项惠民措施，部分已经落实，例如为非公屋、非综援低收入住户提供现金津贴，但增加法定假期则没有时间表和路线图。即使消息属实，政府也谈不上施行甚么德政，毕竟十年步伐实在太慢，若从1999年最后一次改动起，打工仔更需要等待30年之久，才享受全部公众假期，贻笑大方。

新冠肺炎大流行，无疑重击各行各业，但在疫症期间，上文提及的清洁、物管、保安、饮食员工维持社会最本的运作，在外地被称为“必要员工”（essential workers）。既然如此必要，他们值得有更好的劳动条件，亦需要更多的休息恢复精神和体力，增加假期合情合理。林郑政府要答谢蓝领员工的辛劳，就不能再负他们期待，尽快划一假期制度，落实所有惠民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