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收入的经济及社会成效值得研究

德国一个非政府组织为研究收入与个人行为的关系，上周起开始邀请1,500个自愿人士报名参与基本收入实验。参与者只须定期填写问卷，即可获得每月1,200欧元的生活津贴，为期三年。虽然计划成效仍有待观察，但在生产力大幅跃进的年代，各国政府迟早亦要正视因科技进步而被排挤出劳动市场的人口，故是次实验的重要性不容小觑。

位于柏林的非政府组织Mein Grundeinkommen上周公布基本收入的实验计划后，有意参与的人数已在一周内多达150万人，超额报名逾千倍。据计划的网站指出，参与者只须在3年内填写七份线上问卷，即可获得每月1,200欧元（折合约11,000港元）的生活津贴。不过，有别与西班牙、加拿大等国的类似实验，是次计划的财政来源全数是靠15万名捐赠者得来，而非来自公共财政，但捐款者亦可得到税务宽免作为报酬。

计划的负责人Jürgen Schupp相信，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可减轻参与者赚钱生活的压力，从而令他们变得更富创造力、更自由和更快乐，并可借此解决不少社会问题，故研究重点将会是分析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保障后，会否影响到其工作和消费的模式。因此，问卷会出现有如“你会花掉所有的钱还是储起部分？”、“你会完全停止工作还是减少工作？”、“你会向他人捐款吗？”等问题。

纵然近年已有数个欧美国家欲测试基本收入的影响，但此概念争议多为意识形态的分歧。对于反对者而言，基本收入是个“左胶”发白日梦的概念，不但难以解决现有的社会问题，更会穷光公共资源来“养懒人”，以牺牲整个社区的代价，来换取部分人免除工作的安逸，故对社会百害而无一利；反之，支持者则认为，基本收入不但可在自动化和数码化的年代，为基层劳工争取基本生存的物质保证，更可助工人转型至教育、护理等行业，补足未来经济发展需要。换言之，两者水火不容的观点，大多都源于他们视人性本为懒惰或是辛勤的分歧。

经济与非经济成效

德国的实验要待三年后才有结果，但其他国家的实验却已透露了不少线索。在本年中芬兰公布实验结果指出，虽然参与基本收入的人平均就业日数仅多了六天，反映物质保障与就业的关联不大，反而更是受个人机遇和经济结构所影响，但研究人员同时发现，参与者的心理状况有所改善，生活满意度和对未来的信心等幸福感均有提升，故不能说实验是一无是处，只是在经济方面上起不了作用。

基本收入未必是解决贫穷的良药，但实验亦引导我们反思科技跃进、劳动力过剩和社会稳定三者的关系。在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年代，不少劳力密集、门槛不高的基层工种要不是被自动化淘汰，就是被全球化的外判工序所取代。即使他们并非像工业革命时期的卢德主义者，大肆破坏蒸气机发泄不满，但由于其社会地位早被边缘化，并成为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牺牲品，他们对社会积累的愤怨，最终也会导入政治世界成为不稳的动能。这现象可见于2016年特朗普靠着“美国优先”一句空洞的口号，便足以在产业空洞化的“铁锈带”（Rust belt）突围而出。本世纪的技术革命，实跟工业革命大同小异，两者皆是以更少的成本，换来更高生产效率，惟同时亦创造出新型劳工剥削和失业潮，故基本收入虽未必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但亦不失为是个未雨绸缪的社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