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爱》票房称冠　香港电影路在何方？

上周四（7月2日）讨论禁恋、精神健康等问题的电影《幻爱》上映，在周末两日票房连续称冠。这套本土味浓的电影除了让不少香港人倍感亲切外，也再次让人反思何为“港片已死”。

这部电影投资仅600万，可算是小本制作，但反响相当不俗。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本土背景浓厚，包括以屯门为拍摄地点，多次出现新界西北的特色轻铁元素等。在疫情下，市民或许减少外出及消费，但仍然有不少人到戏院捧场，说明这部电影得到支持。

电影叫好叫座，与近年“港片已死”的主调恰好相反。但其实早在《幻爱》之前，“港片已死”的评价已经值得商榷。比如2016年反映香港底层社会现状的《一念无明》获亚洲周刊“2016十大中文电影”、2017大阪亚洲电影节“最优秀作品赏”等多项大奖。2018年，帮助黄秋生拿到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男演员的《沦落人》亦受到业界好评。同年《翠丝》入围金马奖，被誉为港版《丹麦女孩》。可见大众更关注的商业港片票房竞争力下滑时，港片仍然大有发挥空间。

政府需要产业政策

零星的电影获口碑，当然也无法与过去的风光相比。更何况叫好不一定叫座，盈利若不如商业片，始终难以支撑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政府若没有充份的产业政策，“港片已死”不是不会变成香港电影行业的墓志铭。

以此次疫情为例，政府对电影工作者缺乏支援，最终由“香港演艺人协会”和“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马上号召各属会以及有心人士发起“香港电影工作者疫境支援计划”，帮助产业的基层人员解燃眉之急，以免造成人才流失。而在平日，香港政府对电影行业的发展亦扶持不足。政府与于1999年成立电影发展基金，然而截至2018年，总共投入不过5.4亿元。又比如2013年及2015年推出了“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及“电影制作资助计划”下，每季电影制作资助计划只有三个名额，每出电影仅获200万元，可谓杯水车薪。

另一方面，政府扶持电影产业的方向亦需检讨。比如在上述提到的电影发展基金中，只有1.08亿元直接用于资助电影制作。当政府的直接拍摄资助凤毛麟角，制作难免靠不少人以义工或是低薪形式帮忙才能成事。这也造成了电影产业前景不明，难以吸引人才留下发展。比如由于经费有限，香港鲜少由全职或月薪编剧的职位提供。创作出《常在我心》、《新扎师妹》系列、《地下铁》等名剧的著名编剧陈咏燊亦直言，大部分编剧包括自己都必须身兼多职，以谋生存，而和他同期毕业的两名编剧亦因显示压力很快离开电影圈。

在政府的有限资助中，还存在以下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资助电影的标准。在政府“电影制作资助计划”中明确列明“获确认为商业上可行”，但票房并不完全是成功的指标，这样会否限制文艺、小众题材的创作，是否需要改善准则值得政府思考。又比如业界常常诟病的发展基金的透明度不足，资助审批准则不明确等，都是政府需要进一步改善的问题。

香港政府既然早在2007至2008年《施政报告》中就提到“港产片是我们最成功的创意产品典范，令香港得以进军全球市场，并扬威国际”，那么就应拿出切实、具体的政策支持本土电影的发展，帮助港片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