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流寄生族》夺奖——韩国电影的实力
韩国名导奉俊昊凭着《上流寄生族》横扫奥斯卡多个大奖,包括最佳电影奖、最佳国际电影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原创剧本奖,更为首部夺得奥斯卡最佳电影奖之亚洲电影及非英语电影。事实上,奉俊昊在夺得电影界最高殊荣之前,已经是国际知名导演,2003年凭《杀人回忆》在国内外崭露头角,其后之《韩流怪吓》、《骨肉同谋》等,建立了其恐怖、讽刺、黑色幽默共冶一炉之强烈个人风格。此次《上流寄生族》集合了奉俊昊擅长的搞笑、惊栗、悬疑元素之余,亦一针见血地捅破了韩国社会令人窒息的贫富悬殊状况,刚巧奥斯卡受美国政治气候影响寻求去白人化及左翼化,于是《上流寄生族》勇夺多个大奖。
韩国电影一路走来,实在毫不简单。60年代韩国电影经历过一段黄金时期,不过比起有“东方荷里活”之称之香港电影及发展较早的日本电影,韩国电影一直未受国际同等重视。1960至1961年间,韩国于李承晚及朴正熙两代军事独裁间之短暂喘息期,言论审查一度松绑,短短一年间便有大量讽刺时弊、反映社会不公之电影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如被奉俊昊奉为《上流寄生族》创作灵感,讲述出身低下阶层之女佣跟中产家庭男主人发生婚外情之情杀电影《下女》,以及题材相近之《马夫》、《误发弹》等,皆成为韩国之国宝级电影。及后朴正熙上台,韩国电影便经历长年黑暗时期,而这边厢接受了西方电影影响之香港新浪潮导演开凿出了香港电影之盛世。
《上流寄生族》集韩国电影大成
此情形持续到1997年韩国反对派金大中赢得总统大选,韩国首次政党轮替,同年韩国宪法法院取消电影审查,釜山电影节亦首度开办,西方电影涌入韩国激发韩国电影界之思潮,出身自学生运动之奉俊昊便成为韩国电影新世代之生力军。加上在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政府推出《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以振兴韩国文化竞争力以及发展国民经济为由,大力扶持韩国影视、服装、美容、食品等产业,当中最成功者莫过于风行全球之K-Pop,成为韩国软实力之表表者。在国家强大支持下,奉俊昊、金知云、朴赞郁等成为开创韩国新浪潮之先行者,当中以大量使用暴力、血腥、性爱元素之“极限电影”(extreme cinema)更吸引国际眼球。朴赞郁2004年凭动作惊栗电影《原罪犯》勇夺康城影展评审团大奖,更奠定韩国电影在国际间一席之地。
2006年韩国跟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本土电影在当地之配额制度因而减半,同时间国际间亦渐渐失去对“极限电影”之新鲜感。不过韩国电影实力依然不容小觑,如朴赞郁2016年之《下女的诱惑》便荣获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李沧东2018年之《烧失乐园》亦角逐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近年韩国多部打入国际奖项之电影,似乎不过是为《上流寄生族》铺路。《上流寄生族》不仅贯彻奉俊昊一路以来的暗黑幽默风格,其血腥暴力场面,尤其是电影高潮之生日派对一幕,更深有新浪潮时期“极限电影”之遗风。加上其对社会不平等之强烈控诉,更上溯60年代黄金时代《下女》等多部反映战后韩国社会弊病之电影。毋怪奉俊昊亦谓,此套《上流寄生族》为集史上韩国电影之大成,其终于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恰好为百年以来韩国电影业同侪之努力致敬。
香港电影如何重拾光芒?
当韩国电影于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时,曾为亚洲电影王国之香港电影却如一潭死水。传统为各制片商各出奇谋力争之贺岁档期,港产片却是寥寥可数。先不论以大陆市场为目标、王晶监制之《肥龙过江》,两套本地作品,叶念琛爱情片《我的笋盘男友》以及黄子华的《乜代宗师》分别被视为千篇一律及劣评如潮。本地电影制作亦陷入破纪录新低,去年仅得共47部,令人怀疑港产片是否正步向死亡。电影作为一门生意,必然会考虑市场因素,商业大片面向的,无疑不限香港以至中国大陆。但若然本地电影界以为只要迎合庞大之大陆市场便能成功,则容易不思进取,甚至不进则退。例如脱离了本土视角,当港戏不再“港”时,如何吸引本地观众入场,自是一个严肃问题。加上大陆电影审查严格,就如近年为香港新一代导演代表人物之彭浩翔,开拍《鹿鼎记》却因题材涉及外族入侵较敏感而不获批,对香港电影人亦是挑战。如何既面向市场,又有一己文化特色,是本地电影界要思考的问题。
对比韩国电影之成功,可见政府援助亦是一大要素。韩国政府自1990年代起之《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以及银幕配额制度,积极扶持电影业。此虽然不能保证电影质素,但无疑为本土电影提供滋养环境。香港政府虽早于1999年成立电影发展基金,却要到2007年方扩大融资计划,其援助金额及力度亦被批评为太小太迟。尽管如此,不少基金批出之融资拍成之电影如《岁月神偷》、《狂舞派》、《逆流大叔》,深具本土特色而且叫好叫座。最近一套《沦落人》,讲述居住公屋行动不便之中年汉以及菲律宾家佣之主仆情,更是赚人热泪。此类相当不俗之本土作品,正是香港观众所求,亦是港产片走出以往只靠黑帮警匪、功夫动作片扬名海外之外,寻求多元性之探索。在香港电影危急存亡之秋,要跟韩国电影比较以奥斯卡为目标,略嫌好高骛远。重新发掘港人对港片之热爱,除了政府有角色外,电影界更应负起使命,立根于多元和本土,不致香港电影百年基业蓦然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