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国安法】廿三条延宕多年　政府无能害香港

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是香港的宪制责任，但香港政府自2003年后再没有推动立法，任由缺口存在，很大程度上如今中央替香港立国家安全法的局面，也是由历届港府造成。

第一任特首董建华任内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众所周知，立法工作最终触礁，引起社会极大争议。然而，当年立法工作得不到足够立法会议员支持是一回事，并不代表香港不需要或不应该就第23条立法。事实上，正如当年广泛咨询大律师公会等意见后政府一再修改草案，便说明了第23条立法是可以求同存异的，在充分保障香港人的权利下，就分裂国家、颠覆中央政府等行为立法禁止。

然而，自2003年的尝试失败后，历任政府竟然由之任之，没有再推动第23条立法工作，相当不负责任。曾荫权没有做，梁振英没有做，林郑月娥也没有做，终成如今中央出手之局面。

梁振英：任内不需要立法

中央周四（5月21日）公布“港版国安法”立法消息后，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梁振英便公开表示，《基本法》第23条一直未能立法，而过去几年香港形势起了变化，需要国家安全法律禁止相关行为。但梁振英没有说的是，香港目前没有《基本法》第23条的相关法例，他也是有份造成。2012年其上任之初，时任律政司司长袁国强便对传媒表示，梁振英明确向他指出任期内不需要就23条立法，再三保证第23条不在他五年的工作计划之列。

2014年时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在北京研讨会上提出应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梁振英却重申没有计划、没有时间表立法，时任保安局长黎栋国称，政府很多事情需急切处理，暂未处理第23条立法。

虽然梁振英任内多次表明第23条立法是宪制责任，例如2016年11月回应议员DQ风波时，他说，第23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的“应”，指香港有责任立法防止分裂国家、叛国等行为，“自行”则是指香港不采用全国性法律，故须自行立法。但实际上，他不但没有推动立法工作，任内《施政报告》中，对第23条立法也是只字不提。所谓宪制责任，他未曾履行。

林郑：创造有利环境

至于现任林郑月娥，她较梁振英算“积极”，例如在2017年及2018年首两份《施政报告》中也指出，特区政府有宪制责任就《基本法》第23条制订法例，以维护国家的安全，并谓政府会“审时度势，谨慎行事”，“创造有利立法的社会环境”。但所谓创造环境，似口号多于实质工作。甚至到了去年的第三份《施政报告》，更干脆不再提及第23条立法。林郑在记者会中更承认，任期已届一半，“要做另一场非常富有争议性工作的机会实在是比较低，所以亦作出了这个表态”，等同放弃在这届任期内立法。

政府一直以未是时候、争议大为借口推却，责任，但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既是香港的宪制责任，也符合“一国”的需要及伦理，从来都不应该是“应否立”及“是否立”，而是“何时立”及“如何立”的问题。香港政府早应珍惜这个自主空间，主动展开讨论及广泛咨询，甚至可借鉴当年的咨询成果，在那基础上完善法案，照顾市民在保障人权、自由上的忧虑，同时履行宪制责任。

如今中央替香港制订国家安全法，谁的庸碌、无能是最大责任？答案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