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政治化”通识考试的“政治题”

本届中学文凭试通识科于周一（27日）举行，其中一条论及新闻自由的必答题惹起关注，事后不但有议员质疑考评局出卷不当，更有教育界人士认为过于“政治化”。可是，这种言论忽略了社会议题往往带有政治性质，而试题的目的并非考立场，而是鼓励学生持平、多角度分析社会议题。

本届通识科最受关注的题目，莫过于卷一第三题，即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考生须根据试卷提供的参考资料，如公众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意见调查结果、2010年一月份期刊文章，以及一则刊于2018年的报章评论，来描述公众对新闻自由意见的主要特征，并阐述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的潜在两难。

“改卷老师未够水平”？

跟往年一样，本届通识科的试题最后亦挑起社会的争议。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叶刘淑仪认为，考题涉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人权法》等国际法概念，“学生根本唔识答，改卷的老师都未必够水平”，并重申通识科不应成为必修科。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梁美芬则与公民党议员郭家麒的立场相佐，前者认为每种自由都有相应限制，才能保障国家安全及秩序，而后者则认为如果社会重视个人自由， 没有任何因素可凌驾新闻自由。另外，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主席汤修齐则指出，试题的背景资料存有偏颇，如果试题过分政治化，学生会担心其立场和改卷老师不同，影响分数。

不少考生试后认为题目艰深，可能因为以为国际法乃高深概念，自认不熟。但通识科其实并非测试背诵史实的记忆力，而是藉既有的资料作为切入点，要求学生正反思考，展现其论述的能力。以有关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的讨论为例，其实这可谓个人自由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千古难题”。

试题并非非黑即白

试题并非流于非黑即白，要求学生给出固定答案，如新闻自由是否基本人权，或国家安全是否该凌驾新闻自由。而是要求考生设想“两难情境”，阐述答案，设立这类题目的原意甚至是要让学生放下既有的立场，先考虑现实中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从而点出两者的矛盾之处。试卷要求考生就“⋯⋯可能出现的两难情境”阐述答案，更证明它非要求考生从中两选其一，表明立场和理据。或许这试题较过往艰难，令考生只能就从个别“情境”，切身处地分析和讨论，但这却是完全符合通识科欲求的批判和多角度思维。

人作为社会动物，在某些情况下，其自由定当与他人自由有所抵触，才会衍生自由与责任的相对论说。例如，在2018年大埔公路导致19人死亡的严重车祸中，有电视台记者曾要求在场救援人员，允许其停留现场作“三分半钟”直播报道。可是，这要求不但难以用新闻自由来合理化，其行为甚至或会令伤者失救，剥削他人的生命权利，可见新闻自由并非绝对的权利。

但与此同时，新闻自由亦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1968年越战时期，美军犯下美莱村大屠杀后为免丑闻传出，曾下令全面封锁消息，最后《纽约客》的记者幸得有美军机师愿意告密，才能将暴行公诸于世。尽管在政府眼中，告密无疑是叛国和危害国家安全，但民众却对此予以包容和理解，故新闻自由亦有保障民众知情权的面向。试卷所考的是考生如何平衡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而非梁美芬、郭家麒等可能以为的忽略情境的讨论。

通识必然涉及时事，而时事又往往涉及政治，但我们并不用听到“政治”就害怕。政治不但只是众人之事，更是涉及众人的利益分配、价值取向等，通识教育又怎能不鼓励学生认识不同价值观？如果“政治化”是指触及时政议题，那么“去政治化”的通识科只是因噎废食，不但难以启发学生的多角度思维，更难助他们认识社会的真实面貌。即使是次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的题目被视为“政治题”，甚至引起争议，但若我们以脱离通识考评的脉络乱加批评，有可能才是“政治化”了通识考试，对教育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