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请罗致光增纳职业病　保障医护人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周日（19日）发表网志，陈述反对将新冠肺炎列为职业病的理由。然而，罗局长的理据不但存有矛盾，同时亦忽略新冠病毒的严重性和独特性，不可与现存的职业病相提并论。特区政府在医护人员心惶惶之时，理应一改卸责作风，并采用“先立法、后剔除”的方式，发挥劳福局保障工人的基本责任。

罗致光在网志中的主要论点，虽然是基于国际劳工组织（ILO）对职业病所订定的准则，但由于该定义过于广阔，故局长认为须加上“客观数据”，来证明工作场所与某职业病的因果关系。据ILO的定义，职业病是指“已被认定为与工作时暴露于物理、化学、生物或精神因素有明确或强烈关系的疾病，而这些环境因素是明显的致病成因。”但局长接着强调，环境与致病的因果关系“还需要看其它客观数据，否则我们便应将所有传染病（如各类病毒所引起的流感）都列为在工作上有和人接触职业（如医护）的职业病”。

现时数据不代表一切

由于ILO的职业病定义广泛，要是当局将伤风感冒等常见的传染病列入法律保护，无疑是小题大做，但以“客观数据”来收窄职业病的定义，却忽略了新病毒的危险性。罗致光举例说，“香港至今录得一宗涉及医护人员并可能是在工作期间受感染”，并认为“毒病的风险因地方而异”，“如采取足够及有效的措施，便能控制医护人员工作时受感染的风险”，故其数据之少，使本港并无迫切的立法需要。

可是，数据只是过去的统计，难以反映当下医护人员的处境，亦未必能预示事势的发展。首先，如同局长所言，“医护人员约占意大利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总数的8.3%”，使“个人防护装备短缺被视为导致比例偏高的主要成因之一”，故本港尚未出现大批医护人员感染，只是归因于个人防护暂时装备充足，并不改变医院是为染上新冠肺炎高危场所的本质。但随着新冠肺炎已成持久战，假如有天本港的个人防护装备供应陷入英、美等国的窘困，医护人员定当会再次暴露于健康风险之中。

局长逻辑不一致

同样地，单以“客观数据”来考虑职业病的标准，亦与现行措施存有矛盾。从劳工处的数字可见，气压病、结核病、猪型链球菌感染、职业性哮喘病和腕管综合症在2018年各行业中，经证实为职业病的个案皆不多于四宗。在如此低的“客观数据”下，当局可不将上述疾病剔除出职业病的名单？毕竟上述多种职业病跟新冠肺炎一样，皆是“如采取足够及有效的措施”，“便能控制⋯⋯感染的风险”。若套用罗局长的逻辑，或许绝症才是唯一值得被正名的“职业病”。

除此之外，局长引用处理沙士个案的补偿申索所得经验，来证明现行制度的保障力。即使“⋯⋯感染沙士的雇员补偿申索个案中，约九成经劳工处处理后获得解决”，亦不代表《雇员补偿条例》已完美无缺。社会有声音要求将新冠肺炎纳入职业病，部份是由于现行的行政程序及申索所须的文件繁多，添加了病患雇员的申索难度，而上述倡议是为了免除染病雇员的举证要求，加快索偿程序，以补足现有制度的不足，而非只是出于新病毒的危险性。

罗局长唯一说对的是港府不能事无大小，都将一切传染病皆列作职业病，但新冠肺炎无论在传播力、死亡率、后遗症和治疗方法上，其严重性皆不是一般伤风感冒可同日而喻，这才是衍生出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人人自危。反之，若然港府欲在“职业病”的定义上，划有一条客观的界线，理应先将新冠肺炎视为职业病处理，待他日疫苗成功开发，病毒威胁力大减后，才将新冠肺炎剔除出名单。这才是对于“从事医护工作的人员，应会多一份安心和保障”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