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者辛酸谁人知

警方上月尾于深水埗进行反罪恶行动，有警员被指破坏露宿者家当，事后已被即时停职及作刑事调查。露宿者为社会边缘人士，如警员确实作违规、甚至违法行为，更须严正处理。但与此同时，社会亦须关注露宿者的困境，正视香港此繁荣社会下竟仍有不少数人落泊街头。毫无疑问，政府对此责无旁贷。

香港经济繁荣程度不用多说，不但人均生产总值在世界名列前茅，其金融中心地位甚至可与纽约、伦敦“齐名”，惟繁华背后却一直存在不少问题，露宿者问题正是其一。政府数字显示，2017至2018年度社署的登记露宿者人数为1,127人，较2013年的718大幅上升。然而此数字只仅反映曾作登记者的数字，实际无家者的数目更多。由多间大学及社福机构进行的“全港无家者人口统计行动 2015”，发现当年本港共有1,614名无家者。另外，近年露宿者成为“麦难民”的情况更是愈见普遍，社会组织协会发现2018年约有384人为廿四小时快餐店的无家者，较2013年的57人大幅倍增。

露宿成因非个人因素

本地一直存在露宿现象，社会一向有迷思将其成因归咎于无家者身上，如批评归宿者懒惰、不上进才会落泊街头，惟这严重简化了露宿成因。宏观的社经状况往往是将弱势市民逼往街上的最大推力。据本地学界、社福界的调查，香港的露宿者人数在1999年及2008年分别录得显著升幅，相信与金融风暴及金融海啸所带来的经济萧条密切关系。更甚者，香港经济自八、九十年代转型，无法适应转型的市民（如低技术工人）容易失业，陷入财政枯竭边缘，遂无奈“瞓街”。现时新型肺炎来袭，加上环球经济形势波谲云诡，本港经济未来有变差趋势，露宿人数或有机会因而上升。

另外，本港的房屋问题同样催化露宿情况。香港向来寸金尺土，过去十年住屋成本更是屡创新高， 收入有限、甚至长期失业者难以负担租住一般私楼，只能退而求其次，租住价钱较“相宜”的㓥房、板间房及笼屋，甚至因而流浪街头。然而这般的不适切房屋环境差劣（如挤迫、炎热及虫患等问题），甚至教已“上楼”的露宿人士再度“瞓街”。中大社工系教授黄洪曾调查深水埗的露宿情况，发现有超过五成半受访露宿者因“私人房屋租金太贵”而无法脱离露宿，另外亦有五成因“居住环境不理想／太热／太挤迫 ”而决定再次露宿，可见私人房屋因素对露宿者的推力之大。

然而，政府对露宿者的房屋支援亦明显不足。与普遍基层市民一样，露宿者亦面对公屋轮候时间过长的问题。而且露宿者大多为单身人士，在公屋轮候机制下要成功上楼的难度更高。但无家者在公屋以为的资助房屋选择不多。现时受政府资助及由社福机构自负盈亏的宿舍数目只有636个，还不到整体露宿者数目的一半。更甚者，脱离露宿“行列”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如露宿者须有稳定住宿、方能稳住就业、建立储蓄、甚至重建自信等，然而上述宿位供无家者暂住时间有限，约六成的宿位只供限住六个月，甚至很多宿舍均无社工跟进个案，露宿者即使轮得宿位，但要真正告别露宿生活，只怕是缘木求鱼。

政府须扶助而非赶绝

更教人失望的是，政府的态度并非扶助露宿者重新融入社会，反而是采取激进的驱逐政策。政府设露宿者登记制度，用意只为统计为多，而非为露宿者提供后续支援。而且，政府取态一向希望阻止无家者于公众地方露宿，以深水埗通州街公园为例，为阻止露宿情况，公园凉亭因而洒上臭粉、掘空上盖、加设石春路，甚至一日至少洗地四次，而且浴室会在入夜后锁上，避免露宿者聚集。此外，园内长椅亦曾加设“扶手”，阻挠街友睡觉。另外，民政署及地政署甚至试过直接围封经常有街友露宿的市区天桥底，这一切做法并非解决露宿问题，而是想“解决”露宿者本身。

警方疑破坏露宿者家当，甚至攻击露宿者本身，再次折射出无家者于社会中的地位。政府再不能对他们视而不见，而是要制定全面的无家者政策，为无家者提供长期、具支援的住宿属可为首步。政府近年着力以组合屋方式兴建过渡式房屋，理应同以此法为无家者提供较长期的过渡住宿。长远上政府亦应致力改变社会观念，毕竟无家者并非必定为“好食懒飞”，不少如常人般努力工作、贡献社会，却只因种种因素和挫折而无奈露宿，政府须积极去除加诸于无家者上的负面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