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必须果断防疫

正如“预防胜于治疗”，防疫一定比抗疫好。政府必须赶及在新肺炎社区传播前严密把关入境，并限制潜在患者的活动。一旦肺炎在社区传播，届时便只能全城抗疫，挑战及危险均大得多。

面对武汉肺炎的威胁，署理行政长官张建宗周二（1月22日）曾形容“我们已经达到最高戒备状态”。当晚即有一名内地男子乘坐高铁来港，翌日新肺炎快速测试呈阳性反应。社会难免质疑，政府会否低估了疫情之严重，防疫工作做得不足。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栢良周三（1月23日）批评政府的反应较2003年沙士差，不无道理。

一、监测内地访港客

第一，政府必须升级入境防疫，从源头阻截疫症传入。近日一个争论点为，由武汉乘高铁来港旅客是否必须填写健康申报表。张建宗及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分别指出，填写申报表会引致乘客聚集，及高铁站防线为体温监察。此说固然有其道理，但申报表之作用还包括收集乘客个人资料，包括曾到访内地哪些省市。即使个别乘客会虚报或漏报资料，但此举至少有助防疫及追踪调查。因此，当局应改善分发及填写申报表的流程，在避免不必要人流聚集之下，强制高铁乘客填写健康申报表。

更重要的是，入境防疫不只是体温检测及健康申报表，亦要防范疫情在交通枢纽交叉感染。例如英国伦敦希斯路机场已安排指定入境区，专门处理来自武汉的航班，减少肺炎传播的潜在风险，做法值得参考。由于新肺炎已在内地扩散，广东、上海及北京分别最少确诊32宗、16宗及10宗，考虑肺炎人传人及人口流动频繁，来自内地多个省市的航班及高铁均需要加强检测。若然资源有限，政府应该邀请已有数学模型的港大医学院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及控制合作中心，推算不同省市的疫情风险，按比例分配资源加强防疫。

一旦武汉或个别城市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疫区，政府更应果断暂停所有人口往返。

二、发放旅游警示

截止周四早上，武汉所属之湖北省确诊数目至少444宗，新肺炎很可能已在社区传播。加上武汉市政府全面封锁交通，限制市民离境，亦证明来往武汉的人口流动很可能令新肺炎外传。就此，政府不应再停留于“温馨提示”的程度，而须发黑色旅游警示，呼吁市民不要前往武汉。对于广东、上海等其他省市，若然确诊个案持续增加，政府亦应该发黄色或红色旅游警示级别。

坊间流传政府基于政治考虑，不敢对内地发旅游警示，一方面反映社会对政府之不信任，另一方面亦提醒了政府，防疲工作必须基于公共卫生的专业判断，以防疫效果为最大依归。从确诊个案数目及范围之广可见，新肺炎的传播能力相当高，政府宜紧不宜松。

三、消毒防止扩散

两名男子周二的快速测试呈阳性反应，乘高铁者入境时由西九龙站直送伊利沙伯医院，相信可阻止肺炎传播，惟另一人周日（1月19日）回港后曾返住所，在其所住之屋苑，已有居民表示担心疫情并加强清洁。市民及清洁人员始终非专业，卫生署应该派人到场协助消毒，确保防疫工作充足。

由于新肺炎的潜伏期可超过一星期，而且患者发病初期不一定发烧，故此未来可能出现个案为，患者在确诊及隔离前已在社区活动一段时间。因此，食卫局应该即时增拨资源，加密清洁及消毒工作，尽可能减低病毒“落地生根”的机会。

四、协调口罩供应

防止疫情在社区散播，始终靠赖市民。随内地官方公布确诊数字上升，及香港出现快速测试呈阳性反应个案后，可见不少市民已戴口罩，反映香港人汲取了2003年非典型肺炎之教训，防疫意识充足。

由于未知疫情持续多久，预期口罩需求仍会上升一段时间。为免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当局可参考2003年之做法，及早与供应商合作，制裁炒卖口罩之商户。

五、24小时应变

虽然政府在1月4日已将应变级别提升至“严重”，食卫局局长陈肇始扮演了更积极角色，经常联同卫生署署长、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等会见传媒，但从两件事情可见政府的应变仍然不足。

第一，根据政府呈报机制，患者出现发烧及呼吸道感染征状，医生须通知卫生署。但曾到武汉视察的港大教授袁国勇日前已经指出，有确诊患者在入院时并没有发烧征状，意味发烧并非新肺炎的必要条件。及至周三早上，当局才宣布将呈报准则改为发烧或呼吸道感染征状，反应理应更快。

第二，高铁乘客的快速测试呈阳性反应后，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宣布开通热线，让紧密接触者如附近乘客联络。热线在当晚10时暂时结束，翌日早上才继续运作。纵然政府的人手调配有原定机制，但病毒一旦传入香港便不会等待，当局实应提升应变能力，24小时防疫。

六、召开例行记者会

防疫工作做得愈多，固然愈好，但同时须避免社会引起恐慌。加上政府因反修例风波而处于公信力低位，连带防疫措施都引起不少阴谋论，猜测政府背后有诸多政治盘算。因此，政府应定期召开记者会，例如每日中午会见传媒，既交代政府所掌握的内地疫情，及香港确诊个案的资料，亦可提醒公众如何防疫，提高卫生意识。舆论上的传闻、假新闻等，亦可由专家破解。

新肺炎当前，香港不要重蹈覆辙，这段日子将成关键。政府须谨记，防疫总比抗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