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第三波爆发　政府拿什么预防？

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内地确诊个案已达至少296宗，武汉至少6人死亡，且扩散迅速，本港传染病专家袁国勇周二（21日）估计已到第三波传播。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推算，香港最坏情况有3宗确诊，令社会担心能否守住公共卫生防御的底线。周二早上，署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虽然提及武汉肺炎的相关防御措施，但仍揭示出不少防疫工作的漏洞和有待加强之处。

从张建宗的发言可见，政府的防疫措施仍主要局限在武汉方面。港口体温和健康检测只是针对武汉来的旅客，比如只在武汉抵港旅客的飞机闸口增设红外线热像仪，只要求来自武汉航机的乘客要申报健康表等。目前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已肯定现有证据显示人传人，多个省市包括上海、北京、广东、广西、山东等皆出现确诊及疑似病例，香港政府的不少港口筛查措施仍只停留在针对武汉的层面，显然不够严谨和安全，而应该在所有入境关口对所有来港的群体采取体温检测和健康申报。在关乎全港公共卫生的议题上，过于小心必然胜于侥幸、疏漏带来的遗憾。

除了入境把关，另一个需要担心的问题在于一旦香港发现确诊个案，医院是否已有了充足的准备。考虑到邻近地区接连出现确诊个案，而病毒潜伏期间患者未必发烧，对香港发现确诊个案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目前香港公营医院已经人满为患，一旦出现确诊个案，甚有可能治疗场所变成传播场所。以医管局公布的1月20日数据为例，当日有5902人往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内科病床使用率达106%，且有10间医院的急诊内科住院服务病床使用率均超过100%，明爱医院更高达129%。有记者前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了解，有不少病人于临时病房等候转送病房，现场所见，临时病房的病床间只相隔不足一个身位，出现“床贴床”情况。这样的环境一旦出现易传染的疾病，后果一发不可收拾。

床位空间不足　一旦感染堪虞

沙士（SARS）之后医管局曾总结经验，发出飞沫预防的指引，指出病人之间至少保持3呎（约0.9米）距离，医护在病人的3呎范围内工作时亦需戴口罩，才可防止医院内的传染。然而根据《香港01》报道，公立医院的床距从无试过达3呎，“现在系连3厘米都无”，交叉感染的风险极高。

对此，张建宗称公立医院目前已经有500张隔离病床，且提到如果香港真的发现首宗新型冠状病毒传入个案，医管局和卫生署会拟定好紧急应变计划作出应对，有需要的时候，医管局可以在48小时内，在七个联网各划出一间指定诊所，分流这些怀疑感染（如发烧）的病人。看似政府有意识在医院层面的及早准备，然而如若细思，则会发现不少漏洞。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呼吸系统学许树昌教授指出，医院内的隔离病房有负压，空气只进不出且有相关设备灭菌，病房内的病床间距必定符合标准，是最理想的隔离安排。根据医管局资料，现时全港 15 间急症医院总共可以设置约1400张隔离病床，除了可即时使用的500张外，余下的可在 72 小时内全面启动使用。这一方面如何协调，是需要提前安排的议题。

事实上，在隔离病床的准备上，目前香港尚未发现确诊个案，而农历新年可能尚有出入高峰期，但公立医院500张隔离病床已用去一半，可以想见如果一旦农历年后个案增长更为迅速，隔离床位调配必须灵活。然而现时医院已经爆满，如何新增隔离病床？如若隔离病床占据普通病床的位置，现有的住院病人又要挪到那里去？政府如若没有具体的计划，难以令公众释疑安心。

事前预备胜于事后应变

在发现首宗确认个案后的应变措施上，政府实应现在就制定出更为具体的安排，而不是发现之后再作安排。毕竟，在凶险的疫情面前时间就是生命，减低传染率也是在和时间赛跑。更何况出现确认个案后的隔离安排涉及多个部门。2003年9月再度发现沙士时，医管局就尝试缩减不紧急的手术和服务，增加医院空间以降低其他病人的感染风险。对于目前已经人满为患的公营医院来说，这是近乎唯一的办法。然而究竟可以缩减哪一类型的服务以至将影响降到最低，需要提早讨论及协调，才能在出现确诊个案时用最短的时间做出安排。

沙士期间，医院管理局的“沙士电子资料库(e-SARS)”的数据系统可追查急症医院的入院资料，加上警队用以侦查罪犯的工具“重大事件调查及灾难支援工作系统”和卫生署的“个案接触资讯系统”，让政府可尽快追查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士，尽早隔离及给予治疗。这帮助政府追查逾2.6万个潜在的沙士带菌者，大部在疫症高峰时的月份侦查得到，减低了不少风险。如今内地愈来愈多的个案确诊，且内地的不少城市仍未开始检疫排查措施，令不少携带者可以自由进出，香港政府应考虑是否会尽快出台与武汉肺炎相关的数据系统，成为港口防疫的第二层保护墙，以让在港口没有被筛查出的带菌者能够尽快落在政府的追踪范围内，减低风险。

如今武汉肺炎在多个城市被确诊，政府的防疫措施还停留在针对武汉的层面，并不够严谨；医院业已“爆煲”，对确诊后的计划方案却见粗疏，政府的防疫举措实在当不起张建宗“最高级别的准备”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