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去了“独立”与“自由”的复旦大学

周二（12月17日），中国教育部公布批准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校章条款修改。其中，复旦校友对比旧版章程，指出新版删改了与“思想自由”、“独立”等表述，引起反响不小。

校章修订不少，当中较为人关注的如删去序言第二段中的“学校的办学理念是其校歌所传颂的……思想自由……强调以学术精神滋养师生，坚守价值，治学严谨，为学有恒”，第四条中的“师生治学、民主管理”。第六条“师生依法独立自主开展学术研究”改为“鼓励师生依法自主开展学术研究”，第八条“独立自主办学”也修改为“自主办学”。

复旦大学的开端

修订公布后，复旦大学部分师生关注，包括在学校食堂高唱校歌表达不满。以复旦之历史及传承精神来说，“独立”与“自由”等字句被删改而引起反响，可谓自然之事。法国天主教会1903年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两年后校长马相伯因不满教会之干涉，与130名学生愤然另立复旦公学，自行筹措资金及借临时校舍。可以说，复旦大学的开端是为了免除干预，追求学术独立。

复旦独立之风近年仍见。复旦大学于2014年以“学校党政领导不参加学术委员会”的条旨，将校长等领导权力限制排除在学术委员会成员之外，获大陆媒体赞扬其追求“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形容是一种创新精神。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从更宽阔的角度看，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早已成中国知识分子共认之理念。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主张教育应当“超轶于政治”，1922年初更发表《教育独立议》，认为政党追求近功，容易使教育政策随政党更迭而变化，教会亦信守教义，妨碍信仰和思想自由。蔡元培之见得到教育界和应，胡适便认同文化教育应在政党和宗教之上，赞成教育独立。

国学大师陈寅恪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此语既写给王国维的墓志铭，也刻在陈寅恪之墓碑上。短短十字，不仅是后世对王陈二人的评价，更浓缩了清末民初以来知识分子的信念。复旦校歌一句“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背后反映过去一世纪，此等理念已塑造知识分子对大学的期许。

“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蔡元培在《教育大辞书》编写的“大学教育”词条

楚王与赵太后

复旦大学近日删改章程中“思想自由”、“独立”等表述，即或可能出于校方个别考虑，但师生也很容易联想到会否与政治气氛相关。而学校修章须由官方批准，也自然令人担心社会是否已现“宁左勿右”之风，以至出现这种不切实际、政治姿态居多的做法。

在官场环境，下级官员过犹不及的现象并不鲜见，正如上星期内地公安一刀切地拒绝和理非的香港区议员周伟雄入境，短期看来为最保险及省时，但长远而言却会加深两地隔阂。又正如内地社会呼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有地方管理公司却操作为“圣诞期间禁止所有一切庆祝活动，包括宣传及相关的装饰品”。

回看复旦争议，何谓思想自由，何谓独立之精神，当然值得及需要深刻反思。此等理念若因意识形态而流于口号，亦可以弄巧成拙，成为另一种成见。但若然校方或相关单位只因为社会气氛，迫不及待删去与“独立”、“自由”有关的字句，聊作政治姿态，便为不智。“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个故事不仅讲述了在位者的影响力，也在批判奉承之风，告诫人要如何更理性而务实地处事。而历史除了“楚王好细腰”的教训，还留下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展示出如何勇气和智慧并存，理性地进谏。

清末以降，中国经历波折重重。先辈高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但是个人终其一生的追求，也是为了培养国之栋梁，育文化思想传承之才，达到“文化不亡则民族终不会亡”的目的。大学教育需要更有智慧，摆脱各方面的意识形态及成见，方能培养够辨是非黑白之才，做到复旦校歌所吟唱的“日月光华同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