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澳门不一样 强调共性不如管理好差别
为纪念本月底澳门回归20周年，周二（3日）中央在北京举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座谈会”，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与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发言时赞扬澳门在一国两制以及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成功，同时不忘“提点”香港。无疑，随着香港社会长年积累的种种深层次矛盾集中爆发，一国两制的实践亦受牵连而饱受质疑，而澳门在处理一国两制表现卓越主要是指其在履行“一国”宪制责任上的成绩，特别是立法维护国家安全，这一点确实使香港相形见绌。然而，港澳两地在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差异也显而易见，但香港要妥善落实基本法的要求存在不少挑战，并非简单套用澳门经验就可克服。
栗战书在座谈会上除了赞扬澳门在爱国爱澳方面的成功外，还强调它切实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必须条件。他更毫不掩饰地点名指：“香港特别行政区也要很好的领会中央精神。领会宪法，领会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的关系，同时有些工作，中央对香港和澳门的要求，也是一样的。”张晓明则形容，澳门“在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方面树立了榜样”，批评香港的潜台词不言而喻。
港澳两地回归香港在先、澳门在后，澳门《基本法》很大程度上是参照香港制定，比较两地实践一国两制的成效时，无可避免要由两地如何落实这个阐述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宪制性文件为出发点。一国两制中，一国是根，两制是枝，维护“一国”必然是落实“两制”的先决条件，这也是正确理解为何中央同时强调“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基础。澳门在认识“两制”对“一国”的从属关系，履行“一国”原则下特别行政区所须履行的宪制责任方面，做得非常充足，除了在2009年按《基本法》23条规定订立《维护国家安全法》外，又积极在大中小学各阶段课程中加入《基本法》与《宪法》教育，回归二十年来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香港这样由与内地矛盾引发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中央明示香港要以澳为师，也就不难理解。
香港回归后试图为《基本法》23条立法，但在一片反对声中失败，自此“23条”如同香港的政治敏感词 ，历届政府都没有政治能量重启立法工作，中央也持续以相对宽松的态度应对。这无疑使“河水不犯井水”这种误解一国两制的说法在香港社会得到巩固，香港官员在梳理“一国”与“两制”关系时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两制”与“一国”渐起矛盾更视而不见，结果令香港的“两制”渐渐变成“一国”的对立面，甚至出现诸如“不谈一国就是对一国最大的尊重”这种荒谬论调。可以说，一国两制在香港遭遇抵制，香港社会本身固然责无旁贷，中央长期用“放任”和“区隔”的思维处理，也是一大肇因。
香港遭遇回归以来最严重管治危机之际，上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宣示，要从不同层面完善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周三（4日）特首林郑月娥出席“国家宪法日”座谈会时也表示，香港须按一国两制要求，完善特区实施《宪法》和《基本法》相关制度和机制。正如栗战书指出，“中央对香港和澳门的要求，也是一样的”。从中央角度看，单就《基本法》23条而言，显然不存在澳门能而香港不能的问题，必然会要求香港与澳门一样完善履行特区对国家的宪制责任，立法保障国家安全及推动国家认同。
《香港01》从不讳言，香港社会必须严肃看待23条立法，积极创造条件，尽早履行这个宪制责任。不过，“要求一样”并不一定指内涵和手段一样，在理解栗战书这句话时，不宜简单概括为要香港“跟足澳门个套”。就以修订《逃犯条例》的争议为例，修例本身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为什么发展到如此地步，显然是政治人物没有做好说明，拒绝做更深入的沟通，化解市民的焦虑，让社会真正明白修例的原意和作用。香港的政治人物没有认真对待这项任务，结果就是香港社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扩大。
澳门在各种意义上都与香港存在巨大差异，特别是在政治文化上，在澳门成功的经验未必能直接挪用至香港。以政治气氛而言，澳门在1966年“一二三事件”后，左派已掌握了澳门实权；反之香港六七暴动中左派失利，港英政府自1980年代又推动改革，为香港政治运作增加了民主成份。殖民经验的不同也使两地对于“一国”理解和适应程度上有显著差距。再以社会经济而言，澳门与香港也是差天共地，澳门在1999年回归时只有40万人口，葡萄牙政府选择赋予合资格澳门居民葡萄牙国籍，意味他们理论上可随意移居葡萄牙或选择到其他欧盟国家定居，抗拒回归的人已有后路。香港在1997年回归时人口已达650万，英国未像葡国那么“慷慨”，只为一部分港人提供没有居英权的海外国民护照（BNO），在心态上港人就会更容易焦虑。
从经济角度而言，澳门地少，经济活动非常依赖内地，而且产业极度单一，有七成GDP来自赌博业，开放赌权后，赌场贵宾厅的主要客源来自内地。相较之下，香港号称“国际都会”，虽然经济活动也与内地息息相关，但对外经贸的活力与澳门不可同日而语。
上述种种差异，都注定使澳门在一国两制成功的经验无法简单移植香港。有些论者如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认为中央希望以澳门为蓝本督促香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但事实上却非如此简单。就以普选为例，它是长期造成香港社会内部乃至香港与中央之间政治张力的一大因素，香港《基本法》明确提出特首与立法会最终要由普选产生的目标，澳门《基本法》并无相关规定。由此也可看出，一国两制并非一成不变的制度，澳门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有澳门的因素加持，香港的一国两制未完善也有香港的独特情况，不能一概而论，认为只要照搬澳门经验便可以解决香港问题，甚至捉错用神，如《韩非子》所谓的“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
港人珍惜一国两制，中央也表明这是一项长期国策，使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至远，符合中央与香港的利益，甚至可以说，能否成功落实一国两制，让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都满意，正是检视这项制度创举是否成功的指标，而中央希望一国两制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香港的经验无疑也比澳门更为重要。因此，要克服一国两制在香港遭受的严峻考验，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而是“如何能”。我们一直强调，港人追求落实普选无可厚非，但同时也该诚实履行其他宪制责任，还要跳出有了普选便可以解决香港问题的迷思，务实建设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