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为“揽炒论”解毒

从6月至今，反修例风波持续了逾20个星期，“香港何去何从”成为社会上下共同面对的艰难命题。对于政府，多数市民的诉求也许仍是一致的，要求管治团队去芜存菁、励精图治，切实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不过，随着示威行动多次转焦，如今仍活跃于街头之抗争者的目标，也已明显偏离了百万计市民最初上街游行的“初心”，但持续失控的街头暴力似乎受到许多人的“包容”。这是否说明运动早期冒出的“揽炒论”仍有市场？

在8、9月之间，“揽炒论”与示威暴力程度有着正向关向，暴力愈发升级，“揽炒论”愈是跃然于纸上，矛头直指香港与中央的关系。揽炒鼓吹者“相信”，他们可以香港的经济价值作要胁，逼迫中央政府屈服，纵使这个算盘落空，引来解放军镇压，也只是拖累中共政权，而他们自己则本来就“冇嘢可以再输”。只是，即便踏入10月以来街头暴力破坏急剧恶化，极端示威者甚至明目张胆针对被指有“中资”色彩的商舖打砸纵火，他们预想中的“解放军屠城”还是没有出现，“揽炒”走到了瓶颈。

由“支爆”说起

“01观点”早已指出，香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绝非无可取代，“揽炒论”只是痴人说梦，既是自我扼杀“一国两制”赋予香港的独特空间，也是立足于对中央政府的偏见，源自长期以教条心态僵化地看待中国的变化。

追本溯源，曾经盛极一时的“支爆论”可谓“揽炒论”的滥觞。“支爆论”认为，中国经济将会崩溃，然后会产生骨牌效应演变成政治动荡，最终甚至令中共政府垮台。逢年过节，总会有“支爆”言论冒出，但客观现实是这种“预言”年复一年落空，沦为笑柄。然而，对于香港不少年轻的激进示威者而言，“支爆论”似乎为他们提供了想像空间，令他们相信“勇武”总有一天可以冲出个“未来”。故此，“支爆论”转生到“揽炒论”上：中国经济依赖香港支撑，内地至今尚未爆破全因香港；只要搞乱香港，内地就会步上“支爆论”所陈述的路上去。

从这个角度看，要破除当下社会上弥漫的暴力迷思，便需要为“揽炒”和“支爆”论解毒，而如果我们追寻“揽炒论”的兴起，不难发现不少香港人，以至于外国的观察者对中共的理解，还是停留于三十年前的“六四”运动时期。

“六四”与“反修例”

虽然反修例示威者之间甚少直接提出香港与“六四”作比较，但毋庸讳言，之所以持续有舆论鼓吹中央出动军队武力镇压香港示威，正是出自于“六四”这个“前科”。事实上，不少外媒的评论便露骨地以八九民运对比今日香港情况。可以说，用“六四”这个历史教训来理解中央处理反修例示威的对策及“揽炒论”的自欺欺人，并非捕风捉影的“打稻草人”问题。

就社会背景而言，反修例示威与八九民运确实有相似之处。首先，两者都是社会深层次矛盾未能有效地透过结构转型消解，以致民怨持续累积，最终由一个触发点引燃燎原之火。“深层次结构矛盾”已成为理解香港示威浪潮的关键词，而八九民运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官僚腐败、社会不公，以及恶性通货膨胀产生的严重民生问题等等，使得民间怨声载道，对未来充满焦虑。

其次，两者都在中西方价值观冲突下发酵。作为英国的殖民地，香港逾百年间受西方文化与价值观薰陶，回归逾二十年后的今天，它们仍深深影响着香港社会，使人们对香港的现实政治身份产生“水土不服”症状。“六四”所反映的价值观冲突则是中国打开国门后，西方价值与文化一拥而入，学者和青年争相希望仿傚西方模式推动中国发展，在冷战氛围笼罩下，这股思潮与中共严防和平演变的危机意识构成不可调和的对立。

再从运动的构成来看，反修例与“六四”都包含复杂的政治诉求。“六四”最主要诉求是反官倒与反腐败，出发点是革除社会积弊，这说明它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爱国运动，但与此同时，“六四”也涉及政治路线与意识形态斗争，以及“打砸抢烧”等违法活动。区分运动中这些不同成份有其必要性——学生等参与者的爱国行为无可非议，当局必须为此作出平反，香港社会多年来对此的坚持也毋容置疑。

反修例运动也该作类似区分，如今在周日成为“常态”的暴力破坏必须受严厉谴责，但制止严重违法行为并不等于否定运动本身的意义。撇除暴力问题，反修例运动涉及的政治问题恐怕比“六四”更复杂，个中关键正是社会上对香港的政治身份有两种不同论述，一种由现实的宪制秩序拘束，明确规定了香港“是”什么；另一种基于既有价值观而形成，反映了许多港人想要守护的香港独特性，但当所追求的香港身份脱离了现实，就只会沦为想像。两者之间的落差长期未受正视，却在“反送中”这个充满误导的政治文宣口号下表露无遗，并呈现出“六四”所未见的分离主义色彩。

中共并非一成不变

客观而言，香港这场社会动荡的持续时间比“六四”更久，性质也更为复杂，对中共构成的挑战甚至也更大。然而，回到前面的问题，为什么北京并未如“揽炒派”所愿，出动解放军镇压呢？一些吹奏“揽炒”的网民戏言，解放军“唔够胆，全球最废”。明白人对这种解嘲式言论当然一笑置之，可是其中流露的无知却值得深思。

有人认为中央至今不出手，是因为惧怕外国压力或是担心此举会毁掉香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无可否认，这些因素或多或少会对中央形成一定的压力，但却难以理解成关键原因。以中共长久的行为模式而言，政治稳定绝对在一切问题之上。如果香港问题果真对中央政府构成政治威胁，再大的经济重要性也不可能凌驾之。“揽炒派”经常强调香港对内地无可取代，更是夸张其辞，至于论及国外压力，北京面对美国挑起起贸易战也不屈服，难道香港问题比贸易战更威胁中国吗？

“六四”悲剧发生后，时任中国总理李鹏说过一句备受非议的话：“我们没有经验”。血腥镇压的责任绝不能用任何理由搪塞推卸，但就危机处理而言，确实需要经验，而当我们回顾中共建政以来处理社会动荡的做法，也无法否认它是一个很懂得汲取经验教训的政权，中央政府在香港问题上克制，与其说是“不敢”，毋宁说是“不为”。结合北京自反修例风波爆发以来不断强调，希望问题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尽量由香港社会自行解决，可见中央根本不欲越过雷池，破坏“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基本政治框架。

那么，对“解放军屠城”的想像，以及这种想像的落空，某程度上反映了不少人对于中共的理解在三十年间完全没有更新——中国永远定格在数十年前那个落后、腐败、不文明的画面，只是“碰巧”经济起飞，变得富有而已。不愿意理解或承认中国在改变，很可能正是这种认知落差的成因，而它带来的后果则是以“零和”心态看到央港关系，把香港的福祉置于中国整体发展的对立面。

我们从不认为香港与中央的关系处于“你输我赢”的博弈之中，香港发挥“一国两制”赋予的自主权力，也绝非与两地经济融合的大趋势构成冲突对立。回顾这段时间的社会情绪，香港亟需破除“揽炒”论调所反映的迷思，正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本地经典歌词“变幻原是永恒”所言，世界在变，中央也在变，而香港人要问自己，是不是只有我们畏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