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诉专员建议强制举报虐儿 政府更要多管防范
香港申诉专员公署于周二（10月22日）建议，政府应考虑引入强制举报怀疑虐儿个案机制，纾缓虐儿问题。然而，这个举动只能称得上是亡羊补牢，社会更应思考如何防患于未然。
在香港这样现代化、经济发达的国际大城市，虐儿问题却日益严重，实在叫人羞辱。在2008至2018年期间，虐儿个案增加了约20%，多达1,064宗，且不乏有将儿童虐待至植物人，甚至致死的严重个案。虐儿不仅会导致上述的身体伤害，更会对儿童的心里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必须予以重视。然而，考虑到儿童与成人的权力不平等，以及他们未必懂得如何主动抗争暴力或向外求助，第三方的举报就显得尤为重要。
加强识别：立法强制举报
目前香港并无设立任何机制、法例或行政措施规定与儿童有直接接触的专业人士（例如老师、社工、医生、护士等）怀疑或知悉虐儿事件后，必须向相关负责单位（例如社署或香港警务处）举报。如若相关个案因为缺乏举报而失去了介入机会，则容易酿成悲剧。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早于2011年就已建议所有缔约国建立报告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机制，更于2013年进一步提出强制报告的措施。因为强制举报机制可提高专业人士对怀疑虐儿个案的敏感度，令较多的虐儿个案及早被识别，让当局尽早介入，以免情况恶化。根据2018年国际防止虐待及疏忽照顾儿童协会的调查，86个受访国家中，已有71个国家已立法强制通报怀疑虐儿个案，包括美国、加拿大、瑞士、澳大利亚和日本。
当然，社会也有声音反对强制通报，忧虑这一机制会造成滥报，并可能破坏专业人士与家庭的关系。对此，我们可参考美国的例子，即后续的法例和规章订明，只要相关人士真诚报告（report in good faith），不论结果是通报或不通报，也免受民事或刑事法律后果。同时，引入匿名制或相关部门先采取隐密调查、取证等方法，都可以缓解相关的忧虑。对于虐儿个案来说，过于谨慎较过于疏忽好；问题一旦发生，对幼儿的身心造成的伤害将难以弥补。正如《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订明：“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申诉专员公署所提的强制举报建议固然有用，但仅能针对已发生的的虐儿个案。既然虐儿个案一旦发生，造成的伤害将是无可挽回，政府所要做的不能仅局限于识别、支援虐儿个案，而更应该找出虐儿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做到防患于未然。
香港虐童问题的特征
目前相关虐儿问题呈现几个特征。在施虐群体上，特征之一在于父母、监护人占比最多。香港防止虐待儿童会（ACA）统计的2017/18年度收到的怀疑虐儿个案显示，逾七成怀疑施虐者是家庭成员：34%为母亲、20%为父亲、12%涉及父母二人、5%为祖母、1%为祖父、3%为继父、1%为养父母及1名继母；特征之二在于孩童有特殊需要或本身压力较大的家庭更容易发生虐童事件。根据防止虐待儿童会总结的2017年所处理的虐童案件中，家庭背景与虐童个案关系如下：
在施虐方式上，身体虐待一直是主流，占施虐个案约一半。疏忽照顾的个案亦剧增，占比由2005年的5.4%升至2018年的22.3%，在2019年一至六月新呈报的虐儿个案中，疏忽照顾也高达21.1%。
以上特征勾勒出香港虐童问题的主要轮廓：父母监护人难以分配足够的时间和心力照顾儿童。一些父母缺乏正确的管教观念，尤其是面对有特殊需要的孩童时，更是手足无措。再加上原生家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社会的压力诱发父母的负面情绪，也令他们更易使用不当的方法对待子女。可以说，受虐孩童实际上是成为了病态社会的牺牲品。
治标更治本：预防重于识别
因此，虐童问题的预防应该从几方面入手。首先是家庭、学校、医院、社区等多方的知识普及与辅助。时下有一句半玩笑半真话：“生仔要考牌”。然而根据目前香港虐童问题的特征，这句话背后不无道理。政府应在学校、社区、医院产科的产前班等父母集中的范围多贴海报或派发小册子，让他们更能了解如何照顾幼儿、何处面对家庭成员增长的压力和情绪，以免造成悲剧。尤其应加入更多有关儿童脑神经发展的知识，以及各阶段孩子身心发展需求，让父母不至于因为手足无措而使用了错误的方式。
其次，政府应通过筛选、支援“高风险家庭”的方法，尽可能防止虐童案的发生。比如上文提到的有特殊学习需求的孩童家庭，在这种家庭中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正确认识到孩子的疾病并予以理性、正确的教导。不少家长往往以为这事由于孩子的顽皮，而误用体罚、打骂等方法管教小孩。又比如新移民家庭、单亲家庭等因为家长本身就面临巨大的环境转变的压力，更难以顾及孩童。因此，倘若政府能够根据过去的研究调查，建立高风险家庭数据筛选系统，提供更多的追踪、支援，则能更有效地从源头防止悲剧的发生。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当虐童问题成为病态社会的恶果，政府解决虐儿问题时不应只局限于儿童本身，更应从社会和家庭问题入手，建设健康的社会环境才能从根源上减少虐儿问题。因此建立友善的照顾家庭岗位的工作环境必不可少，比如呼吁企业实施更弹性的工作时间，又或是政府考虑予以一些困难家庭聘请额外家庭助手的资助，以让父母能够平衡家庭与工作，不至于因为疲于工作而疏忽照顾儿童，也不至于因为过于沉重的工作压力而将负面情绪带到家庭中，影响孩童。在社会福利政策上，政府若能更积极地投放资源于一些需要援助的家庭，比如增加对在职贫穷家庭的资助、对单亲家庭的支援等等，也裨益甚大。甚至更理想的愿景是，政府大刀阔斧改善香港职场环境，提升劳工福利，减少整体社会的压力。
立法强制举报，有助于加强识别、干预虐童个案，可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然而鉴于虐童对幼儿及家庭伤害的不可挽回性，更重要的是如何防范。针对目前香港虐童问题集中在监护者的无知和压力无法自处下，政府一则应加强对监护人的知识培养、情绪疏导；二则应针对性地筛选高风险家庭，进行追踪、支援，在悲剧发生之前就予以介入；三则应该致力于建设更健康的社会氛围，更家庭友好的社会环境，才能长远有助于虐童问题的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