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华获国家荣誉 治港政策该如何评价？
本周二（17日），中央政府向42人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得奖者包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及“中国卫星之父”孙家栋等近代中国名人。而香港回归后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则成为当中唯一一位获奖的港人，被授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董建华辞任特首至今已十四载，如今仍积极透过经营智库等方式为香港发展出谋政策，可谓心系家国。但其治港八年也不乏争议，在香港正历大变的此际回顾其施政，未尝不是政府改革的一面明镜。
有愿景却生不逢时的“八万五”
董建华施政最为人印象深刻者必然是“八万五”房屋政策。他在1997年特区成立后第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每年兴建不少于85,000个住宅单位，期望于10年内助全港七成的家庭“上楼”自置居所，以及令公屋轮候平均时间由当时的6.5年大幅缩减至3年。然而，提出“八万五”建屋计划不久后，亚洲金融风暴即爆发，本港楼价大跌，跌势一直至2003年沙士（SARS）才算“见底”。楼价大跌令不少炒卖楼宇致富的人大受损失，由于大部分的人买楼都以楼宇抵押向银行做按揭，很多有楼人士由于资不抵债而成为“负资产”。不少人认为“八万五”计划令楼价下跌进一步恶化，于是董建华评价一落千丈。
随着本港楼价不断上升，很多人楼本无法负担高昂楼价，不少人开始为“八万五”翻案。多年后回顾“八万五”，的确有值得称许的地方。回归前由于《中英联合声明》限制了港府卖地数量，加上香港前景渐趋稳定，住宅供应有限，需求稳步上扬，致使楼价开始不断高攀。“八万五”建屋计划继承了港英时代麦里浩建新市镇的精神，并非只着眼于短期问题，而是有计划地为香港提供住宅，满足香港长远需求。“八万五”针对时弊，具有的愿景是往后特区政府所欠奉的。
不过，“八万五”政策亦有不足之处。一方面，董建华不知变通，遇楼市冲击而不懂反应。在金融风暴后，他坚称“八万五”政策不变，及后到2000年在访问中改口说：“从98年就再没有说过‘八万五’这个字眼，那你说还存不存在？”面对经济困境，董建华应对拙劣，令问题更为严重。
更重要的是，“八万五”虽然为房屋政策作长远打算，但其根本仍停留于“为民置业”。“八万五”提倡要让香港七成家庭自置居所，即便2014年董建华成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仍旧提倡要让全民置业。“为民置业”的意念迫使中低收入人士将大部分积蓄用于“畀首付”和供楼，将他们的资金困于“砖头”之内，不利于解放社会创意与潜能，最终仍是为银行和地产商服务。
房屋政策不应将“租住”和“置业”分优次。其实，政府多建公屋，让广大中产至低收入市民能以低廉的成本应付居住需求，令他们免于担心首付和供楼，而将他们的积蓄解放，有志者无供楼的后顾之忧，可以不再“打死成世工”，更自由地发挥创意开展自己的事业。这样可以为香港制造更多可能性，让资金从楼市中解放，鼓励真正的产业多元化，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阶级流动性。即便没有兴趣搞生意的人，如果能解除上楼魔咒，其可支配的收入增加，消费力亦相应增加，对刺激本地经济亦是美事。
自从“八万五”成为“不讲等如不存在”的代名词后，历届政府在房屋政策上均失去愿景，不懂为供应作长远打算。这不但令“置业”魔咒更为根深柢固，香港的“地产霸权”亦一直未打破，延续至今。
眼高手低的“数码港”
平情而论，迄今四任特首比较之下，董建华不乏施政愿景与视野，能够直面香港社会的深层问题，一些政策主张本意亦不俗。可惜的是碍于其政治手腕有限，无法有效动员公务员团队，致使执行能力不足、眼高手低，最终要么政策变形，完全未能达到当终制定的目标，要么不了了之、无疾而终。
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要数“数码港”。董建华于1999年施政报告提出，为使香港发展资讯科技以追上时代步伐，并协助香港从亚洲金融风暴中尽快复元，计划觅地建设科技园区以吸引资讯服务公司汇聚香港。然而，2000年开展数码港建设后，未有如预期般成为资讯科技中心，多年来更一直被指变质成地产项目，有“画虎不成反类犬”之嫌。商业区部分，不少办公室的租户都非从事资讯科技发展。本年4月18日，数码港便回应指目前第一至三座的租户中有近三成非从事资讯科技事业。更严重的是，数码港发展计划大部分的用地都变成住宅项目：商业区只有100万平方呎楼面面积，但附属的贝沙湾住宅区却有410万平方呎楼面面积，而且都是高级住宅单位或独立屋，可见其发展已背离项目原意。
在董建华的发展政策当中，数码港已算“不幸中的大幸”，他另外还提出中药港、矽港、红酒贸易中心等目标，最终几乎都无疾而终。这名富商治港，有愿景而没有执行能力，后来几届政府时以执行能力自诩，却毫无魄力，同样叫市民失望。
“杀局”致政制倒退
董建华施政的另外两大争议是数解散市政局、区域市政局以及领汇计划。它们均令政府的权责更为不清，也为社区发展构成严重不良影响。
市政局与区域市政局原是港英时代留下的区域自治体制，财政独立，收入主要来自发出酒牌、食肆牌照等各式牌照以及征收差饷；其辖下设有市政总署及小贩管理队执法部门等，会筹建博物馆及举行文化活动。两局原本属于香港三级议会的一部份，乃体现地区民主自治的重要一环，1995最后一届选举时市政局41名区域市政局27名（包括3位乡议局当然议员）全为民选，回归后改组成“临时”时，每局另加9名委任议员。
董建华在1998年施政报告中提出要检讨区域组织，更在1999年落实“杀局”。有关“杀局”原因众说纷纭，有指他欲铲除权力过大，犹如独立王国的两局。重要的是，“杀局”后，大部分原为两局的工作都收入到政府行政架构中的环境食物局和民政事务局（今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和食物环境卫生署），当初承诺将权力下放至区议会亦没有兑现。这其实是变相利用行政取代原本的民选自治，令政制发展不进反退。而两局解散后，区议会又欠实权，也引致了区议会畸形发展，区议员只能当街坊保母，派派“蛇斋饼粽”、帮市民填表，视野亦变得狭窄，往往只能争取诸如“红绿灯延长三秒”等小事。
领汇计划乃一大败笔
领汇更可谓是败笔中的败笔。2000年以后房委会因停售公屋而欠缺资金，董建华为了应一时之急，决定分拆公共屋邨商场成立领汇上市。埋下了严重恶果。领汇既为上市公司，自然想尽办法增加盈利。于是屋邨商场翻新加租，小商户无力经营，大型连锁店进一步垄断市场，而商场租金上升最终亦必须转嫁至消费者身上。
说到底，政府应主动负责起兴建公营房屋的责任，广建公屋必然有亏损，故此房委会自负盈亏的思想本身就有问题。而且当时房委会欠缺资金只是一时之急，从后来房委会的财务报告可见一斑，房委会2017/18年度修订预算，综合盈余为74亿元。可见即使分拆出领汇，只要复建公营房屋后，房委会财政根本不见问题。即便不完全改变自负盈亏的思想，政府最低限度可以一次性注资解困，贸然出售商场的决定极为武断。
董建华治港期间遇着金融风暴，可谓不幸；推动《基本法》23条触礁，反映其未能准确掌握社会民情；但综观经济、社会等政策，他可算是有心、有力的特首，例如“八万五”与“数码港”本身都是切合时势的构想，只是他未能掌握公务员团队的作风，以至许多愿景未能落实及执行，甚至沦为“假大空”，致使理念良好的政策化作春水。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中，许多人只着眼于宪政秩序及政治制度，忘记了“一国两制”的成功还有赖特首的管治魄力：理顺社会及经济结构，令香港繁荣稳定，同样是“一国两制”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