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01》是“蓝”还是“黄”的？｜于品海

在过去三年半，《香港01》与年轻的群体一直坦诚对话，通过介绍自己的价值追求，讲解社会发生的各种冲突与不公，建立观察世界的全新视域，探讨香港的未来。这样做并不容易，因为香港身处社会的快速转型期，市民强烈要求逃离困局，但社会辩论却只允许对立的两种“颜色”，市民甚至被强迫进行选择。《香港01》不认同这种局面，预想不到反修例冲突将会带来的变化，但深信只要坦诚沟通、光明磊落地审视各种选择，香港会找到解决深层次结构矛盾的有效手段。
（本文作者为《香港01》创办人兼总编辑）

事实上，要从香港“彻底”回归、积极实践“一国两制”、推动香港进步这三方面研判香港的挑战并不容易。“彻底”回归是指针对两种不同历史认知和意识形态的完整“结合”，本身就是难关，现在又要用充满创意的“一国两制”来勇闯它，这对身处中西逐步融合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香港而言，难度可想而知。让难题更难的，就是大家不认为它有多难，以为只要“河水不犯井水”，就可以大功告成。事实证明这种想像是不切实际的，是对“一国两制”的认识明显不足。

《香港01》与别人不一样，它从一开始就注意到香港身处激烈的社会转型期。香港回归后没有积极建设“一国两制”，而是用放任为之的消极态度来认识它，对于由殖民地时期延续到今天的深层次结构矛盾毫无警觉。精英们以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就是别人要学习的榜样。这是典型的夜郎自大。

社会蓝黄对立　何来公平正义

香港有一个俚语叫“食老本”，意思就是会“坐食山崩”。香港或许曾经富裕，但今天的混乱说明它“外强中干”，一个人均GDP超越德国和欧盟的经济体竟然在冲突中束手无策，这是否在提醒大家已经无“老本”可食？以往，香港人区分不同阶层的标准是住哪里、做什么工，现在却区分为“蓝丝”与“黄丝”这两种极端政治立场。或许大家已经放弃研究财富变化或阶级流动，不再相信会由贫变富，或由富变贫，被迫原地踏步。对已经上岸的人，这不是问题，但依然在水中挣扎的，又会如何感受？

这不只是政府的不足，香港社会亦为冲突提供了土壤。没有市民的“谅解”，精英们的“无能为力”，混乱不会延续至今。看似主导民意的民主派政治人物，已经变成冲突无法得到解决的责任人，建制派政党更无法让市民对未来有信心。 如此民意代表绝对不合格，他们本应为香港解答疑难，现在只知道借港人之名，行利己之实，不仅无法推动进步，更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他们就是“蓝”、“黄”对决局面的创造者。

如果年轻人或弱势群体不再是“持份者”，社会就失去生命，迟早土崩瓦解，进入无政府状态，到时大家还争议“蓝”或“黄”吗？

《香港01》不接受只有“蓝”、“黄”之分，这种对立既无聊、亦无知。它能提升社会公义吗？它能让“港独”变得爱国吗？香港的利益结构会因此重构吗？“蓝”与“黄”都是在打“口水仗”，没有任何实际作用，“深蓝”与“深黄”更是相互打斗的对象，结果只是两败俱伤。

我们认为香港问题的焦点是社会缺乏公平正义，如果年轻人或弱势群体不再是“持份者”，社会就失去生命，迟早土崩瓦解，进入无政府状态，到时大家还争议“蓝”或“黄”吗？作为倡议型媒体，我们有责任将深层次的结构认识用科学及负责任的方式讲明白，就算这不符合大家的认识。就如十六世纪初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他被顽固的宗教势力阻挠，无法发表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日心说”，我们不想变成同样的顽固势力，成为传播事实的障碍。

《香港01》是什么？

从一开始，《香港01》就呼吁“社会撕裂、大家都输”，认为必须摆脱“蓝”、“黄”争执，在积极“一国两制”的框架里寻找第三条道路。泛民主派认为要求“真普选”是香港的唯一选项，建制派只懂得坚守既有结构，最极端的更是追求“港独”，都不是对症下药。《香港01》要打破传统认知和既有结构，深信公平正义不是民主自由的衍生品，而是民主自由的起点，认为民主自由必须包括经济的民主和自由，而不是只讲选票和政党斗争。没有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镜花水月，“选举”只会误导改革的焦点。就建制而言，他们过于强调政治伦理，只知道“惟上是从”，无法独立思考，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扮演“应声虫”，结果是失去市民信任，在社会争论中毫无角色。至于“港独”，只是一些无聊的噪音。

《香港01》知道香港人对社会转型有预感，却不习惯撼动既得利益结构，被制度压迫的群体对动荡的恐惧竟然比富裕阶层更严重。我们多次提醒政府，只有强势改革才能改变既得利益关系，否则社会随时“爆煲”。我们对于不幸而言中感到沮丧，责怪自己没有用更好方式提醒社会为转型和冲突做准备。就算这样，面对与香港未来相关的辩论，《香港01》绝不怯场，这是定位自己为倡议型媒体的应有之义，更是我们一直倡议“是时候改变了”之本意所在。

我们多次提醒政府，只有强势改革才能改变既得利益关系，否则社会随时“爆煲”。

我们至今认为修订《逃犯条例》具备合理性，但政府用粗暴手法推动法案，数够票就硬过，因而触动社会多个阶层反对，市民忧虑被无限放大。我们曾经提出大幅削减相关罪案的数目，只处理严重刑事罪行，甚至建议设定过渡期的“港人港审”，就是为了减低忧虑。可惜政府拒绝，只接受商界的要求，错估了社会的反对声音，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我们对政府依然存有一种愿望，认为它至少会被迫认识到问题所在，在特定情况与形势下，接受改革的倡议。对近期社会向政府发出的“怒吼”，我们的心情是矛盾的，既相信它可以唤醒“装聋作哑”的精英，亦担忧过程过于激烈与勇武，影响城市治理，冲击香港核心价值。当市民对勇武力量的“谅解”被骑劫，冲突变得无止境，结果是所有人都要付出沉重代价，特别是激进示威者。

寻求改革共识　化解深层矛盾

有人会问，《香港01》不是“骑墙”吗？当然不是！任何冲突都不会非黑即白，更不可能用二元对立就讲清楚。如果认为这是“骑墙”，那是因为缺乏全局观，没有用历史眼光审视局势的变化。我们不会轻易将持不同政见者当做敌人，更不会挑战法治，愿意细心思考身处的困局，认为“发脾气”就能解决的问题不值得参与。只要中央和香港政府意识到社会矛盾的严重程度，它会有优势政治资源和控制力来解决问题。我们相信中央认识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但一些管治香港的官员却僵化地认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具体工作上犯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错误，甚至政治上做“两面人”。这一次社会冲突适时提醒中央，它必须改变官员的陈旧观念，用积极的认识重构“一国两制”，以持份者的态度参与改革的大辩论，既通过主权持有者身份为香港赋能，亦为香港的社会改革“保驾护航”。

这次冲突给香港带来了严重伤害，但如果汲取教训，及时改变，坏事可以变成好事。香港人必须就政府的施政不足有序发声，对社会的不公平毫无保留地表达意见，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影响舆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让香港形成改革共识。只有这样，香港才会进步，深层次结构矛盾才能化解，社会才有机会拥抱公平正义。但影响舆论和参与社会活动不包括勇武冲击、胡乱挑战警权，更不包括盲目的政治躁动，而应该通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凝聚绝大多数市民，以坚定而坦诚的方式告诉政府——它有责任为香港的社会改革提供基础，积极领导改革的讨论、策划和实践。只有这样，政府与市民之间才会相互支持，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香港才能真正繁荣稳定，实现民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