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甚么我们需要独立委员会彻查612清场行动

警方在6月12日的金钟清场行动备受争议，中信大厦外的催泪弹更几乎酿成人踩人。事到如今，政府须拿出勇气，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还原当天真相。

因为现行机制不完善

“我们有一个很完……一个既定的投诉机制。”警务处处长卢伟聪6月17日被问及警员涉嫌违规时，似乎想以“完善”来形容投诉警察的机制，也即刻改口为“既定”。

目前的投诉机制分两层。首先，市民可向投诉警察课投诉，但处理投诉的人也是警察，可谓“警察查警察”。若市民不满警方的调查，可再向监警会投诉，然而监警会只能审核警方的报告，本身没有调查权，因此被视为“无牙老虎”。

所以，社会不相信这个“既定的投诉机制”，并非无理。监警会主席梁定邦也表示，若然政府就事件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他会支持。

因为有警员不展示编号

其次，市民投诉警方，举证责任在投诉方，他们需要拿出证据。但问题是，很多时候他们连对方的警员编号都不知道，基本上是投诉无门。举例说，立法会议员谭文豪曾在添马公园遇上便衣警察截查，对方不但没有警员编号，连委任证也交不出来，根本不可能知道这批警员的身份。

再者，6月12日清场行动中的特别战术小队（俗称“速龙小队”）施放催泪弹、向示威者挥动警棍等，但他们的制服没有警员编号，而且不少人戴上面罩。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事后解画，声称因为制服设计没有空间展示编号，更是侮辱香港人的智慧。第一，若然此事必要，制度设计就当配合和迁就；第二，过往速龙小队的制度也曾展示编号，李家超难以自圆其说。

正正由于当天的速龙小队没有编号，市民就算跑到投诉课，也可能没有足够证据，指证某位警员涉嫌不当使用武力。故此，成立一个可以传召证人及搜集证据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方为上策。

因为涉及警队政策及部署

速龙小队没有编号，是警方刻意的政策；若然没有合理解释，这政策只会容让警察避过责任。问题是，市民可以如何投诉？这已经不是个别警员涉嫌违规的问题，而是警队在决策上可能出了错，非现时的投诉机制可处理。

更重要的是，6月12日清场行动的部署，亦可能有问题。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中信大厦外，警方在示威者的两边施放催泪弹，令夹在中间的示威者无路可逃，人人争相走进中信大厦。若然示威者未能保持冷静，警方行动很可能已经酿成人踩人惨剧，多人受伤送院，甚至有人送命。这个部署，是警队哪些指挥官负责的？他们有否评估风险？这些必须问责。

再者，警方亦被指在当天下午约3时，刻意在立法会示威区撤退，引诱示威者向前冲击；当示威者使用武力时，警方大幅升级，以过度和不必要的武力回应；警方不知哪来的资料，知道示威者在医院急症室被将之拘捕。种种指控，全都不是一两个前线警员的问题，而是直指警队高层指挥。

讽刺的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被质问的时候，只推诿“现场指挥官”，却从来没有人知道是哪些指挥官，作出哪些决定。单靠警队内部检讨，只怕不能服众。更适合的做法，是交由独立委员会彻查，传召当天的行动指挥官问话，公开《警察通例》和《警察程序守则》细节，方能是其是，非其非。

因为社会需要和解

众所周知，6月16日破纪录、逾百万人大游行，其中一个触发点正是警方在6月12日的清场行动过份暴力。部份人更加仇视警察，以“黑警”等方式称呼他们。游行期间，每逢遇见警员，亦报以喝倒彩。

另一方面，社会上仍有不少声音支持警队，认为他们对待示威者的方法合情合理。故此，社会的撕裂不只是市民和警方之间，亦是市民和市民之间。

对于这两方面的矛盾，社会若要实现和解，就必须查明真相；以事实为基础，判断各方面的责任。若有市民涉嫌犯法，警方的调查和拘捕，相信足用；但若有警员涉嫌违规，社会缺的正是独立涉嫌违规委员会。

因为要重建警队公信力

最后，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并非先入为主的假设警方必然有错，要有高层甚至处长问责下台。不，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乃是还原当天的真相，从而分辨谁是谁非。而且，这对警队本身亦有利无害。因为目前，社会——特别是网络上——对警方的质疑和批判愈来愈多，警队的公信力大打折扣，若没有权威的调查报告，警方只会百口莫辩。

委员会查明6月12日清场行动的真相，提出适当的问责，并建议将来如何完善警队相关机制，让警队重拾公信力和尊重，最终警队也会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