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条例】修例岂能一蹴而就？　政府理应先取易、后取难

《逃犯条例》修订方案近月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激发数万人于周日上街示威，官民关系进一步撕裂。林郑冒进修例，更只愿安抚商界感受，却无视普罗市民诉求，是激发民愤的主因之一。部分市民逢中必反或许失之偏颇，但这些愤怒和恐惧，多少是政府的傲慢所造成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市民应承认现行逃犯条例存在不足之处，有修订的需要；政府亦须正视，内地的司法制度仍难取信于港人，强推现行修订方案只会适得其反。

平情而论，政府有意改善与境外地方的移交安排，促进跨境司法公义，实属情理所在，台湾杀人案疑凶陈同佳在承认杀人的情况下却无法在港受相关制裁，亦正反映检讨目前安排的必要。在台湾以外，基于香港与内地交流密切，两地确实须建构一套可行的逃犯移交安排。但问题是，该如何修例才能恰当地解决这延宕多年的难题呢？

纵然有修例必要，新的逃犯移交安排必须紧遵法治精神及人权原则。但按目前情况，港府欲仓促修例，其草案内容既忽略逃犯的人权保障，又为安抚商界情绪，粗暴地剔除多项罪类以作迎合，导致修例工作前后矛盾，其表现可谓极其拙劣，社会反对修例方案亦不无道理。

尤有甚者，政府态度横蛮、急躁，无视坊间不同批评及建议之余，更图借台湾杀人案的压力，迫令议员就范通过修例草案，进一步挑起市民敌对情绪。

事已至此，官民矛盾再度加剧，倘若修订草案勉强通过，当权者与市民的距离只会不断增加，政府若不及时妥善处理修例一事，未来施政只会更为艰巨。

须知道，要平衡中港两地的司法差异，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内地司法制度落后始终是客观事实，这是港人产生忧虑的部分根源，惟要内地法治水平瞬间改进至与香港看齐，几乎为不可能的任务。

因此，政府设立逃犯引渡安排时，若要减低移交安排对香港法治的冲击，修例除了须保证疑犯权利得以保障，如在条例中列明逃犯移交须合乎《香港人权法案》及国际人权公约外，或可考虑在中港引渡安排中，先只包括如杀人、伤人及性罪行等较少争议的暴力罪行；至于其他罪行，特别如协助、教唆他人犯罪及阻止逮捕犯罪者等具争议的罪项，毕竟香港社会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港人或许无意误堕法网，政府大可先行搁置。

按理说，中港两地先实施有限度的逃犯移交安排绝对可行，毕竟港府单为照顾商界感受，已特事特办，从46类符合移交的罪项中豁免了9类与经济相关的罪行，足见筛选罪项已有先例可循；再者，法院就陈同佳洗黑钱案已作判决，刑期较坊间预期长，政府亦因而有更长时间，重新制定能取信于民的修例草案。

政府不应刚愎自用，而是要回应社会的理性诉求。政府如能先取易、后行难，先设立有限度的中港移交安排，将有助缓和目前官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当然，随事态发展，在修例一事上，市民也不应受民粹影响，而是应实事求是，在保障港人人权的前提下，支持制定合适的修订方案，彰显司法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