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E】中国文学报考率低 如何拯救弱势科目？
2019年报考中国文学科的考生只有1,650人，占中学文凭试全体考生仅约2.9%，即是说，每一百名考生中，只有三人报考。当然，中国文学向来不是热门科目，但在2010年会考，报考该科的考生尚占总考生的6.8%，相较现时仍高出3.9个百分点。至于中国语文科，现时中文科四卷考试操练繁重，扼杀学生的课时、闲余时间，根本无暇阅读课外读物，遑论体味文学之美。
官员、教育界近年开始关注中国历史科的地位，并将中史设为初中必修科。同理，学生对中国文学了解不足，亦非理想情况。教育局应为学生扫除障碍，将中文科化繁为简，减少必修科产生的压力，为更多学生创造了解、以至欣赏中国文学、文化的环境。
语文、文学分科沿革
追本溯源，中文、中国文学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本为一科，后来教育司委任委员会研究中文科内容。1968年，委员会发表《中文科教学研究委员会报告书》。当时委员就分科约见不同持份者，各界对此“意见不一”。有人认为与其分为中文、文学科，倒不如分为“普通中文”、“高级中文”，前者为一般学生而设，后者为对学科特别有兴趣的学生而设。也有人认为不应将两科分开，因为学生若不多读文学名作，写作水平根本难有提升。
从报告归纳的意见可以看到，纵然当时各界就分科意见存在分歧，但一般都同意实用语文、文学不应断然分开。事实上，委员会在报告中并非完全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报告列出中国语文课程的三大目标：一、训练学生，使能运用中国语文状物、记事、表情、达意；二，培养学生阅读古今书籍的能力、兴趣、习惯；三，指导学生欣赏古今文学作品。报告也建议在语文科以外设立文学科，为有升学、就业、及对学科有兴趣的学生提供进阶的中文教育。
平情而论，报告书未如一些论者所指，带有“唯工具论”的语文观，因为报告仍然着重课文的文学性，例如在选材方面，报告提出课程应涵盖记叙、传记、书牍、戏剧、诗歌等文体。但是，中国文化、品德情意等要素，却明显被忽略，文学在课程目标上，也成为了极其次要的范畴，一如前香港城巿大学语文学部主任陈志诚教授所指，委员会的意见是“把中文科教学目标完全规限在语文培养方面”，可说是“完全站在科目分工中‘语文’科基本职能的立场来提出其教学目标方面的主张”。
后来教育司署于1971年推出《英文中学中文科课程建议》，继续倡议语文、文学分科。1971年，考试组（现称考评局）将中英文考试委员会合而为一，并将中中、英中中文科合并。1974年，正式将语文、文学分科。
差不多同一时间，教育司署设立了“课程发展委员会”，统筹各科课程发展，其属下的“中学中国语文科科目委员会”于1975年编订了《中学中国语文科暂定课程纲要》，暂定纲要最终于1978年转化成正式纲要，其教学目标分为中一至中三、中四至中五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目标当中，又分为主要目标、次要目标，主要目标集中于语文、思考，次要目标则集中于提升学生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兴趣。在课纲中，文学内容被贬为次要，中国文化学习范畴等，所涉内容也甚少。至于中国文学科，1977年编的《中学中国文学科网要》，则着重文学史、文学功能、特质等，与中国语文科的教学内容存在差别。
对于当时教育司决定将中文、文学分科，主要有几个解释。当中比较多人引述的一个说法，是前教育统筹局中国语文教育高级课程发展主任林章新在1989年语文教育学院第五届国际研讨会发表的文章提出，语文、文学分科，主要是受到英文科的影响，在1971至1973年间，考试组的主政者是包乐贤（A.G.Brown），其领导下的委员会认为，英文科可分为“英国语文”、“英国文学”科，中文科应与之看齐。林章新更指，由于当时的公开试试题要交给英国的“剑桥审题委员会”（Cambridge Moderations）审阅，为了通过审核，考评内容不得不参考英文科。
语文科、文学科现况
正如后来很多论者指出，分科的决定在当时欠缺实质依据。分科也变相压抑中文科的发展，犹如削足适履。更有论者援引会考合格率，批评中文、文学分科降低学生中文水平。事实上，中国文化、文学、语文，本为有机整体，将其硬生生剥离，诚非合理。学界、政府官员及后对此也有反思，例如教育署官员苏辉祖在1988年的一场中文教育学会主办的演讲中，就提出了中文课程应“文道合一”，一改过去的论调。
课程发展议会终于1990年颁布新的《中国语文科（中一至中五课程纲要）》，教学目标除了听、说、读、写外，也着重培育学生的品德，增加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1991年颁布的《中国语文及文化科（高级补充程度）》纲要，文化更占课程两部分的其中之一，足见中国语文科的教学范畴愈来愈丰富。
观乎课程发展议会最新编订的课程及考评指引，中文课程涵盖听、说、读、写、文学、文化等多个方面，纵然语文、文学仍然分科，但课程在理念上明显已改善了昔日“工具化”的流弊。至于文学科，现时则集中于文学创作、赏析、评鉴等。故此，在理想情况下，现时学生可以在中文科学习基本的中国文化、文学，有意深入研究者，则可以选修文学科。但理想归理想，课程在现实操作上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是中国文学科报考率下跌；另一方面，是中文科考评制度过于繁复，减少了学生接触中国文化、文学的机会。
先论前者，也许有人认为，文学并非实学，而且内容沉闷，乏人选修也是理所当然。但学科的价值不应以供求看待，中国文学科所盛载的，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必须后继有人。另外，现时除了部分丙类课程应用科目（如话剧、影视制作等）外，文凭试少有着重创作的科目，中国文学科有一半的考核内容与文学创作有关实属难得。单凭这两点，教育局便应该想方设法，提升中国文学科的报读率。
无可否认，中国文学乏人报读的原因，是新高中取消了文理分科。在会考、高考年代，一般学校都会设文科班，学生如果进了文科班，一般都需要修读中国文学科。新高中学制主张打破文理界限，大部分学校容许自由选科，变相加剧了学科之间的竞争，中国文学等得分相对不稳定、要求较高的学科，也因此乏人报读。
另外，中国文学科报读率下降的原因，是必修科过多。有别于会考、高考分别只需要报考三科或两科必修科，新高中学制要求学生报考四科必修科，结果是大部分考生只报考两科选修科，这进一步减少了中国文学科的报读人数。
取消文理分科是世界潮流，而香港取消文理分科已有一段日子，贸然走回头路是否合理，仍要多作讨论。但已有多方人士提出改革主修科的方案，例如前考评局局长唐创时退休前就曾建议中文只考读写，释出时间让学生学习选修科，并谓考评局已着手研究；至于通识科的改革，最近也甚嚣尘上。事实上，新高中的原意是让学生多元发展，大多数学生只选两科选修科，与目标背道而驰，课程发展议会成员应该从善如流，为学生拆墙松绑，助中国文学科等弱势科目焕发新生。
进而谈中国语文科，现时学科的四卷结构，不但令学生无暇多读选修科，更大大增加了学生的考试操练时间，这实为中文科得到“死亡之卷”称号的原因之一。当然，会有人认为，过往预科中国语文及文化科也分四卷考试，却不见考生怨声载道，问题在于中国语文及文化科的分数只计半科，而新高中中文却以一科计算，学生一旦失手，将会影响升学。只考读写固然不能根绝操练文化，但考卷若能更聚焦，必然有助减轻学生的操练成本。另外，现时不少教师花大量教时在操卷、对卷之上，只考读写也可以释放课时，让教师有更多机会带领学生走进中国文学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