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性收窄　房屋是贫穷儿童向上流动最大阻碍

长久以来，许多人将情绪问题归咎于性格等先天性个人因素，却忽视了社会大环境对个人情绪的客观影响。珠海学院民意及民调研究中心调查发现，居住于居屋或出售自置公屋的学童拥有最高快乐指数，居于自置私楼的学童次之，而租住私楼的学童则最不快乐。调查结果表明，学童的快乐与居住环境息息相关。

姑毋论是项调查的严谨性，此次研究无疑带出一个重要课题，即住屋与儿童发展两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当中又以贫穷儿童的居住环境尤为值得关注。儿童的居住空间不仅直接影响其生理及心理健康，而且，住所更会对儿童造成伴随一生的影响。为了让每一名儿童不输在起跑线，扶贫不可只停留于现金政策的援助；而要解决扶贫委员会所谓的“跨代贫穷”，保证适足住屋权仍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城中不少名流喜以基层出身的背景或居住㓥房板间房的经历，向年轻一代宣扬奋勇拼搏的“狮子山精神”，或借以分享“千金难买少年穷”的人生感悟。这些励志故事未必是政客名流用来博取基层大众好感的公关技巧，但肯拼肯挨的“狮子山精神”在今天看来确已不合时宜，而所谓的“千金难买少年穷”则更像是在合理化不堪的社会现实。诚然，隐忍和磨炼意志或仍被不少人视为传统美德，然而，磨炼少年意志并不代表要折磨他们。事实上，今时今日的㓥房、板间房的恶劣环境比之昔日，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田北辰就曾入住㓥房几天，与一众贫苦大众同吃同住，并感叹：“睇落唔似系人住，无可能……咁嘅环境内地乡下都好过佢，香港搞成咁！”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孕育“狮子山精神”的社会条件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持续改善的社会状况给予各个阶层向上流动的希望。反观今日，市民在社会阶梯向上移动的机会实在有限。根据立法会秘书处2015年发表的“香港的社会流动”研究简报，约47.2%的工人在1998年至2008年十年内停留在同一收入组别。而在同一时期，属于最低收入组别的工人，当中54.1%在工作十年后仍停留在同一收入组别；换言之，随着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社会流动性亦跟着受阻。

面对“上流”无望、新一代教育程度持续提升的社会现实，无奈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士需要担任薪酬较低的辅助专业人员职位，甚至从事服务性及销售的工作。简报提到，15至24岁在职青年从事工资较低的服务及销售工作的比例逐步上升，由1991年的21%增加至2011年的34%。其他研究亦发现类似的职业向下流动情况，在2001至2011年期间，更多具有学位教育程度的十五至二十九岁青年从事文员及服务／销售工作；在教育领域，香港教育学院在2011年进行的研究显示，来自富裕家庭的十九至二十岁青年入读大学的比率是同龄贫穷青年的3.7倍。立法会研究简报更开宗明义，在2008年，父母与子女两代的社经地位在统计上有显著的相互关系，显示跨代贫穷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扶贫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要解决跨代贫穷问题，就是要避免子女因上一代贫穷而失去脱贫机会。然而，在一个贫者越贫、富者愈富的经济结构底下，任凭基层父母如何努力，其子女向上流动的机会仍然微乎其微。根据政府2017年年底公布的《2016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本港有229,500名儿童生活在贫穷线下，儿童贫穷率达23%；即便计算政策介入后，儿童贫穷率仍达17%，即大约每五名儿童中便有一名为贫穷儿童。

政府现时虽有政策介入帮助弱势社群的儿童，然而，香港社区组织暨儿童权利关注会批评现时的低收入津贴力度不足，引致扶贫成效偏低。该会发现，截至2017年12月15日，共有90,626宗申请个案成功获批低收入津贴，涉及37,978个住户；在获批低津的住户中，有35,048个家庭获发儿童津贴，共60,165名儿童受惠。然而，由于低津津助金额不足，绝大部分受助家庭表示津贴未能全面支援贫穷家庭及其儿童生活各项基本开支。该会指，房屋开支是贫穷家庭难以省却的开支，相较于居于公屋的受助家庭而言，租住私楼的受助家庭面对的租金压力尤其突出，导致不少（70.7%）非公屋受助住户（即“N无人士”）需将津贴用于应付沉重租金开支。换言之，住屋是刚性的需求，面对高昂的租金，低收入津贴既被蚕食，儿童的福祉便免不了被牺牲。

事实摆在眼前，要帮助贫穷儿童脱贫甚或解决跨代贫穷问题，仅仅提供现金支援是远远不够的。政府须知，真正让贫穷儿童“输在起跑线”的是其有份制造的房屋危机，若只想透过微薄津贴扶贫，恐怕是过分天真。因此，要为儿童营造一个公平、良好的成长环境，保证每一个人的住屋权仍是政府不可回避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