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契农地遭充公　地政总署须摒弃“鸵鸟政策”　全面执法

上个月，地政总署以“违规搭建”为由，罕见充公一幅约6,000平方呎农地。涉事地段位于大埔半山洲，紧邻凤凰山道观蓬莱阆苑山门，向南50米则是大型村屋屋苑“山顶花园”。地政总署回应《香港01》查询时指，大埔地政处于2015年已发现该处有人不合法占用政府土地，并违契兴建一座两层高、占地共237平方米（约2,550平方呎）筑有高墙的住宅，当中1,776平方呎位于上述地段的私人农地上，775平方呎位于毗邻的政府土地上。该地皮虽然问题多多，业权人仍成功于2016年脱手转让；据查，承接人为民建联大埔支部副主席、大埔前区议员林泉。按道理，林泉经营多间地产代理公司，自己亦是持牌地产代理，他理应知道自己购入的农地及其之上的花园洋房存在问题，然而，林泉不顾违契及占用官地的事实、“毅然”选择购入该幅农地，其所作所为实在耐人寻味。
林泉上一手的业权人公然违契，而林泉则无甚顾虑地购入违契的农地及占用官地的洋房，两者在在都显示了对地政总署这一执法部门的轻视。

事实上，地政总署对于这幅问题丛生的农地并非不闻不问，只不过，地政总署的执法行动明显滞后。林泉于2016年8月将僭建房屋连同农地一起购入，同年12月，林泉便已收到政府警告信，警告信指该地段上有违规构建物，要求林于28天内拆除；隔年2月，政府正式对其钉契，显示林对警告信似乎未予理会；今年6月，地政总署进一步行动，将其充公。根据地政总署执行契约条款，对于违约使用土地的个案，一般会先发警告信，得不到妥善回应的话便会钉契，最后一步才是充公。地政总署负责执管“占官地”及“违契”两种情况，地政总署该次的执法行动合情合法，是应有之责。

不过，《香港01》记者发现，充公至今，林泉夫妇仍然居于其中。地政总署接受查询时表示，对于仍于上址居住的占用人，地政处会根据《土地（杂项条文）条例》采取管制行动，包括在现场张贴法定通知，要求占用人在限期前停止占用土地，占用人若不及时搬出可能会被检控。

事到如今，林泉搬出占用土地只是早晚的事情。但整起事件仍须追问的是，既然大埔地政处于2015年已经发现违契构建物及不合法占用政府土地的情况，为何地政总署当初未能及时执管？如果地政处能够及时敦促业权人作出纠正甚或将其钉契，林泉还能于2016年花100万将该幅农地连同僭建房屋收入囊中吗？

一般而言，若发现有人占用政府土地，地政总署可根据《土地（杂项条文）条例》采取土地管制行动，包括在纠正期限届满后接管仍留在土地上的财产或构筑物；而至于私人土地的业主违契，该署可采取执行契约条款行动，包括在持续违契的情况下收回土地。观乎今次事件，大埔地政处于2015年已经发现该幅农地同时存在“占用政府土地”及“违契”的情况；按理说，业权人同时干犯两项违规行为，地政总署应该更有理由加强执法、严密监视、严厉打击，然而，业权人当时非但没有将违规构建物拆除，而且还继续占据政府用地，甚至于2016年成功将违契农地连同僭建房屋转让于林泉。换言之，地政总署今次的行动其实是一次“迟到的”执法。

必须说明的是，地政总署的迟到执法已经持续经年。2017年9月，申诉专员公署发布“地政总署对某违规村屋的管制行动”主动调查报告，批评地政总署办事不力，更措辞严厉地指该署“行事散漫”。报告更揭发有新界农地业权持有人非法在官地上僭建村屋，又霸占围封政府土地，阻碍村民出入，违规情况逾廿年；署方虽多番巡查发信却无更严厉行动，执管行动明显欠缺果断及阻吓性。

另外，地政总署多年来一直以资源有限为由，不会就“占地”及“违契”情况定期进行主动巡查，一般只会在收到投诉或其他部门转介后方前往视察。而对于执法缓慢的批评，地政总署屡以“不属须优先处理”、“只属中等优次”、“不危险”、“非紧急”等说法作为辩解，但这无疑会让人对地政总署的执管行动心存侥幸，以为可以躲过执法机构的制裁，成为“漏网之鱼”。

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而执法机构之于法治彰显是关键一环。作为执法机构，地政总署不能再奉行“鸵鸟政策”，对于“违契”及“占官地”的肆虐，地政总署不能只待收到投诉、转介或者传媒报道才进行巡查；相反，署方应调配资源，尽快制订主动巡查机制；与此同时，署方应该提升执管行动的效率，以更有效地阻吓违规。总括而言，只有地政总署锱铢必较、全面执法，部分“有心人士”才不会心存侥幸、钻执法的漏洞；而地政总署的执法人员亦能避免“选择性执法”及“执法力度松紧不一”的批评，从而树立自身“不偏不倚”的应有形象、摆脱执法过程进退失据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