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欠缺文化政策　康文署没有“理想”　文化局须提上议程

今年书展刚落下帷幕，那边厢，已有不少人质疑为何书展的主办方是贸发局。书展闭幕的前一天，立法会议员田北辰从书展入题，指出阅读应该落实于日常生活当中；他更指，如果政府可以尽快落实设立“文化局”，类似书展这样的大型阅读活动便可以不受贸发局主导。书展质素每况愈下，大众难免牢骚满腹。事实上，田议员的提议也是坊间不少人的想法。阅读风气只是折射了香港文化生态的其中一面，“文化沙漠”的负面标签之下，香港长期欠缺一个宏观的文化政策才是更根本的问题。文化局的成立涉及政府架构改动，将文化事务上升到一个政策局的高度，不仅能释出现届政府改善现状、与文化界修复关系的诚意，而且可以带动民间重新去描绘香港的文化想象及图景。

早于2012年，前任特首梁振英力推“五司十四局”改组方案，当中便包括增设文化局这一选项；然而，当年的文化局局长热门人选许晓晖女士备受争议，文化局的角色更是早早地被认定为香港“中宣部”，最终，文化局随着改组方案遭泛民议员拉布搁置而一并消失。来到2017年的行政长官选举，林郑和曾俊华两位特首候选人皆提及增设文化局。林郑当选之后的第一份政纲仍提到政府会对政府架构重组进一步聆听各界意见，然而，林郑在本月初已经表明尚未有重整运房局的时间表，而增设文化局在民生议题的重压之下，更是被搁置一旁。

在现有的政府架构中，职能与文化局最相似的该属民政事务局。1999年，时任特首董建华解散两个市政局，将原本负责文化体育和广播的文康广播科拆散，文化体育遂归入民政事务局管辖；尔后，2000年又成立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下称“康文署”）负责日常的执行工作。然而，康文署甚或民政事务局对自己的定位及角色实在不能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局相提并论。翻看康文署的网页，其理想这样写到：“我们竭诚提供优质文康服务，以配合香港发展为世界级大都会及盛事之都。”康文署将文化及康乐两者混为一谈，这样的处理方式已经被本地文化界批评多年。在简短的两句阐释当中，康文署的短板已经显露无遗。更有甚者，康文署所罗列的信念——“以客为上、质素至上、创意无限、专业精神、讲求成效、成本效益、精益求精”，几乎看不到任何与文化政策有关的迹象。再退一步，假定民政事务局就是香港的文化局 ，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先生有足够的相关资历及文化视野去带领香港更进一步吗？这一问题，相信社会大众自有判断。

因为缺乏长远的文化政策及视野，香港的流行文化影响力已经在走下坡。曾几何时，香港的流行文化自由活泼，影响所及遍布东亚及东南亚；然而，今天听到更多的却是“香港电影已死”、“香港音乐已死”这样垂头丧气的声音。南韩、大中华地区曾经都是喝香港的“文化奶水”长大的，但今日，香港流行文化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相反，香港的哈日风潮盛行，而“韩流”更是吹及全世界。

韩流能够壮大，与南韩政府及文化局的支持有莫大关系。20年前，南韩身陷于亚洲金融危机当中，在百业萧条的情况底下，韩国正式提出“文化立国”的战略口号，更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韩国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来培育。2001年，南韩政府更专门设立了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门机构：文化振兴院。多年的经营也终现成果，据估算，于2015年，韩流直接和间接带动出口约70亿3000万美元左右，数字相当可观。

韩国的例子不仅说明文化是盘“好生意”，而且文化的培养及建设更大大提升了韩国的软实力及国际形象。香港常自诩为“国际城市”，却长期缺乏一个文化政策及对文化事业的尊重及考量，份属可惜。

当然，文化所指涉的范畴绝不止于产业。文化产业是果，只有政府先为“文化”正名，为社会提出一个文化政策及文化的愿景，文化才会真正地开花结果，润泽社会。台湾文化部首任部长龙应台曾经这样写到：“（文化政策）是一套整合的机制，以文化为核心思维，以这个思维去检验政府这个机器，检验它本身的结构是否符合文化的发展所需，检验其他的齿轮是否配合文化的发展，检验机器运转的方向是不是一个文化所能认可的方向。”

香港的政策制定一直欠缺文化的考量，个中原因固然复杂，然而，长期对文化的轻视及文化局的缺席肯定脱不了关系。将文化局上升为政策局的高度，局方才能名正言顺地厘订一套具有文化视野与愿景的宏观文化政策，而文化界别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分配，摆脱长期捉襟见肘的窘态。诚然，一个文化局当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文化局将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让社会大众感受到政府对文化的尊重，从而，一代代文化人才不会纷纷出走香港，或者被扼杀在摇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