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拆局】不仅是捉贼记：读巴拿马文件　反思资本主义演变史

“巴拿马文件”引人入胜，它仿佛揭开了权势和财富的神秘面纱，更有荷李活电影的元素和典型角色：富可敌国的商人、权倾天下的政要、为权贵服务的律师和为真相穷追不舍的记者。然而，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捉贼记”，被揭发出来的“恶行”和“坏事”，也不只是某些个别人士和公司的失德、失察和失足，而是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有关，反映了资本在过去几百年西方工业社会的演变历史，甚至解说了香港曾经在这里的角色。

谁创造了避税天堂？

商业可以增加财富，这套大英帝国深信不疑的重商主义在今日已成普遍信念，于是为商人提供便利，以及对企业的友善程度成为经济体之间竞争力的重要比较。为非当地人营运的公司 (non-resident companies)提供种种税务优惠甚至豁免，让它们不受企业管治的繁文缛节牵制，都是这种思维的产物。明乎此理，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对公民进行全球征税，对公司却网开一面，允许它们以海外注册公司的方式避税，就好像苹果公司在2015年就有接近两千亿美元的海外收入处于避税状况，美国和欧盟都力图让这些收入承担合理税负。制度既是如此，商人自然懂得利用。从这个角度看，巴拿马文件揭发的，不少是商人利用现行制度获取更大利润的结果，是纯粹制度之间的博弈，与道德无关。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避税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习性，说得动听一点就是税务策划 (tax planning)。入息税避无可避，但利得税是另一回事。全世界的生意人，都懂得在巴拉马、开曼群岛、英属处女群岛这些“避税地”设立公司。通过在这些地方设立公司，可以为公司合法避税。生意人是金钱驱动的理性人，利益最大化是其本能，无可指责。事实上，香港在历史上曾经就扮演过这样的角色，欧盟就在去年认定香港为避税天堂（non-cooperative tax jurisdiction）。

细心的人会发现，包括香港在内，全球的所谓避税天堂多数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这当然不是巧合，背后和大英帝国如日中天时代建立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有关。英国乃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资本主义的先行者，随后殖民地遍布全球，成为“日不落帝国”。英式管治思维随着英国人的足迹遍及全球。“日不落帝国”虽不复存在，但英国人建立起来的“游戏规则”却仍然在指点江山。今天的“金融中心”，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等等，全是这套游戏规则的追随者，亦是避税天堂使用者最常见的来源地。

对“小政府”的反思

这套“游戏规则”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资本主义的原罪”，它以保护企业利益为最主要考虑，背后基于一个根深蒂固的假设，即只有企业能够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任何不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最后会反过来损害全社会利益。因此，基于这套管治思维的政府的“职责”，就是为企业扫清一系列的障碍。久而久之，英国在全球建立了多个低税、免税和避税“天堂”。

接受这套思维的人从不认为合法避税是个问题，近日英国传媒爆出首相卡梅伦亡父涉嫌利用离岸基金避遗产税，卡梅伦在国会辩论时亦义正词严地反驳。简言之，英国管治哲学就是相信“小政府，大市场”，并在香港推行的政策一以贯之。

在工业革命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小工业家变成贸易商，大工业家与贸易商变成大企业家，在今天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下，金融工具与避税机制进一步将企业家变成资本家，一地一国的企业变成超越国界的资本。他们最后都以资本家的身分在各个国家组成主导经济的权力阶层。

然而，资本家的梦想成真可以是小市民的祸从天降。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的时候，英美等国政府突然发现金融体系的脆弱，政府缺乏资源，失去掌控力，甚至对国家财政造成伤害，人民对生活品质受损，毅然发起政治运动，迫使政府必须面对。这些表面看似是道德的问题，事实上是政府长时期放弃对资本进行制衡，让资本有机会主导了经济的所有环节。于是，从2008年开始，他们开始反思过去那套一切以企业为首要考虑的做法是否妥当，也开始大量追查、打击利用离岸公司避税的个人、企业。在这些国家中，德国表现积极，这与它常年反对各种放任经济政策一脉相承。在这一轮经济波动中，德国的表现几乎是欧盟国家中最为健康的，足以证明它的政策的优越性。事实证明，适度有为的政府比传统上英国的那种原教旨市场主导的管治模式更加合理。

香港需要主动改革

想尽一切办法不交税是资本家的天性，生意人从来不是“天使”，人们不应该对生意人有这样虚妄的想像。假如政策允许，生意人就会为逐利去到尽。对生意人的这一特点，没有必要作道德上的指摘。我们真正应该追问的是，在目前这种全球经济环境，政府的角色是否应该比过往更加积极有为，更应该维护经济体系的整体平衡，而不是单独服务于资本的利益？

一方面，政府应该为生意人提供良好的投资、营商环境，让企业家在社会中尽情施展他们的商业才华。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用有效的政策，把资本的逐利欲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让其利益不至于伤害社会，还应该为社会的公平发展服务——正所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至于今次“巴拿马文件”事件对香港的影响或启示，在在提醒香港人重新思考香港的国际定位。香港没有像巴拿马和维京群岛那样将避税业务发展成主要产业，但它是英国一手建立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扮演非常显要的角色。香港的经济政策正在配合这套经济体系，例如，香港承认离岸公司的合法性，在鼓励金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对金融资本利用离岸避税天堂的种种创意非常包容。在报道这次事件中，香港媒体发现，经过香港所做投资的资本，几乎多过香港自己的GDP。这或许曾经是香港的“优势”，但香港为此要付出什么代价，却似乎无人深究。事实上，香港已经不再是殖民地时期的香港，不用对来自英国和美国的资本俯仰由人，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金融资本的游戏规则正在急速变化。试问，倘若有朝一日这套游戏规则完全改写，香港将如何自处？

香港一直揹负“自由经济”的包袱，“小政府”在许多香港人心中似乎是“不证自明”的真理。所以，在香港很难启动关于经济制度的改革。不少人以为，香港一改就“死”。但《香港01》想要提出，对于香港经济制度相关政策的修补，填补一些漏洞，例如对离岸公司进行适度的监管与限制，并不会影响香港的经济中心地位，反而会令香港因为经济的稳定性而助竞争力提升。香港有自身的优势，这优势就是相对简单的税制，只要这一点保持不变，香港的地位就不会消失。仍然会有大量的外国公司，会选择以香港作为基地经营，然后前往中国大陆和亚洲各国做生意。

更加“透明”的香港

“巴拿马文件”公开，全世界的避税天堂成为众矢之的，加强了各国政府的决心，要更彻底检讨千仓百孔的世界金融体系，包括如何管制独立于各国之外的庞大利益链。现在香港应该做的，不是隔岸观火，而是反思自己的全球定位，确保自己的金融和经济结构在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中与时俱进，不会在这一轮的改革中受到打击。香港应该认识到自己在全球化金融体系中的独特角色，过度依赖这种角色会否削弱自己长远的竞争力，它的改革会否伤害到香港的整体发展。

香港或许应该从制度层面思考，维持对跨国企业开放的同时，是否有更佳的模式，让香港不会对金融资本过度依赖。事实上，由于中国的崛起，香港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经济结构，让这种结构里的金融服务产业与香港的发展更能相互促进。当然，这种变化只会在政府重新认识自己的作用时才有可能，而且必须配合好英美各国对资本的管理改革。“巴拿马文件”所呈现的资本放任希望能够在这一次事件之后得到改善，让发达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等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