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马文件】学术界破天荒开丑闻大会 称事件对世界有正面影响

撰文: 陈康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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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文件揭发了全球政要、名人及机构开设离岸公司,涉嫌避税以及贪污等罪行。遭泄密超过1100万份文件的巴拿马莫萨克冯赛卡律师行(Mossack Fonseca & Co.)由事件被公开至今,一直强调公司一切业务合法,其创办人之一冯赛卡(Ramon Fonseca)抱怨,“世界已经默许私隐不再是一种人权”。

“巴拿马文件”最先由德国的《南德意志报》取得,再找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合作,披露历来最大规模的泄密事件 。(Getty Images)

一场政界的道德风波

巴拿马文件牵涉几个道德问题,个人私隐,是基本人权,应受到法律保护;但是当政治人物为了所谓的“个人私隐”而欺骗人民的时候,泄密者又有没有“犯罪”呢?传媒扮演“第四权”的角色,以整体社会利益来监督政府官员是否利益冲突,报道事件,新闻自由究竟有没有底线?个人私隐是否比公众知情权重要?

在现代社会,传媒透过不同渠道的监察,揭发政要的道德恶行,推动社会追求更公平﹑更公开﹑更成熟的政治规管,因此为着国家利益及政治发展,很多时公众知情权比政治人物的个人私隐来得重要。巴拿马文件引起全球舆论关注,不是因为一贯存在的离岸公司争议,而是大批政界人物竟没有秉持道德标准,涌到巴拿马涉嫌利用离岸公司逃税,或者洗脱从不法途径所得的钱,这显然是一场政界的丑闻及道德危机。

近年国际大爆多宗丑闻,包括国际足联丑闻、福士汽车测试造假丑闻,以至今次的巴拿马文件丑闻,“丑闻”二字越来越常出现在媒体标题当中。本周四(7日)起,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在德国南部小城班贝格(Bamberg)召开堪称全球首次的国际丑闻学会议(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Scandalogy),谈论丑闻学及就其对社会的影响。

有份参与巴拿马文件调查的两位《南德意志报》记者,Bastian Obermayer(左)及Frederik Obermaier(右)。(Getty Images)
如何界定一个真正的丑闻有三个准则:一、在法律或者道德上越界,二、被公之于众,被某方揭露或有意识地公布,三、引起公愤。
丑闻大会的主办者之一哈勒
丑闻大会的主办者之一哈勒,是德国班贝格大学(University of Bamberg)传播学院的通讯专家。 (班贝格大学传播学院网站)

为丑闻定义的三个准则

丑闻大会的主办者之一哈勒( André Haller)是班贝格大学(University of Bamberg)传播学院的通讯专家。他称,许多时候,人们企图将某事件“丑闻化”,但最后都没有成功。“如何界定一个真正的丑闻有三个准则:一、在法律或者道德上越界,二、被公之于众,被某方揭露或有意识地公布,三、引起公愤。他表示,巴拿马文件事件已满足前两个特征,而公众是否对此表示出足够的愤怒尚有待观察。

丑闻的正面影响

与会学者认为,人们比以往更经常、更轻易地将一件事称为丑闻。哈勒表示,如果过于频繁,就会出现习以为常的现象。有朝一日,人们不再轻易感到愤怒。例如斯诺登事件,民众表现出的愤怒远远不及传媒及各类媒体。丑闻原本应产生积极的效应,哈勒指,“真正的丑闻对一个社会来说是一个积极信号,因它指出错误。如果不公之于众,便糟糕了。”

通讯问题研究者认为,丑闻也能让大众了解社会的变化,是“当前价值观的晴雨表”,代表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上世纪60年代,电视上出现裸露的镜头或谈论堕胎都会引起广泛争议,如今这些都不再是什么丑闻了。某一事件能否会成为丑闻,还取决于文化背景。例如,美国人对政治和性的态度就与欧洲人不同。另外,媒体也扮演著重要角色,提高人们关注度是现在传媒的生存之道,一些小报会为了增加利益,特意夸大其辞。

巴拿马事件曝光并透过网络像病毒般极速传播,各国被卷入风波的政要人物不能像从前般容易作出反应。社交媒体研究学者布卡哈德(Steffen Burkhardt)在会议上表示,“以前人们在消息公布前,还有机会对可能的反响作准备,今时今日却已不再有这样的时间。通过数码化途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丑闻的主角,不管你是不是名人。”

(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