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史科改革．观点】教育局自划禁区　阻碍青年认识国家

教育局发布“中国历史（中一至中三）修订课程第二阶段咨询稿”，一如所料，大众最关心的是六七暴动、八九民运等所谓“中共忌讳”会否列入课程纲领之内。令人遗憾的是，教育局官员和代表面对此等简单问题只敢顾左右而言他，令人感觉当局编写课纲之时，真的有所顾忌。国史教育的其中一个意义在于让学生认识国家，进以培养出归属感，倘若官员设计课程时多所隐讳，学生又怎能全面认识中国？还谈何提升国民身份认同？

在早前的记者会中，面对记者连番追问为何不将六七暴动和八九民运写入课程大纲之内，教育局副秘书长康陈翠华竟指“不会将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放进去，一定是一些大的历史事件才放进去”，说法令人哗然。虽然康太已经承认“鸡毛蒜皮”一语用词失当，但我们更应注意的，其实是当局的逻辑与史观——原来在官员眼中，六七暴动和八九民运居然并非重要的历史事件。

六七暴动是文化大革命在香港的延伸，正好可以用来说明1960年代中国、英国和香港的三角关系是何等微妙；至于以六四事件此悲剧为终的八九民运，更是一场为期两个月、牵涉多个城市（包括香港）的大型社会运动，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策后所遭遇的一大挫折，按理绝对应该是课纲中的“预期学习内容”。因此，即使当局如何重新包装其讲法，例如教育局长杨润雄以“每个人对不同历史事件有不同看法”之类的官腔大耍太极，也不能为其不合理的史观开脱。

官员学者言辞荒谬　公众难信课程编订不涉政治考虑

另一方面，课程修订专责委员会主席梁元生的言论更是匪夷所思。梁元生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讲座教授，由他主持课程修订事宜，本来是为了借重他的专业意见，但他在记者会中的发言却不禁令人摇头叹息。梁元生指出，他们（相信是指委员会成员）曾亲身经历1967年，相关记忆犹存，而靠记忆书写历史，并非当局订立课纲时采用的标准，因此他们不将六七暴动列入课纲之内。然而，众所周知，原始史料非常多样，亲历其事者的口述资讯不过是其中一种，其他诸如政府档案等，也是值得考究、有助重塑事情的原始史料。这些都是历史学的入门知识，何以堂堂历史系讲座教授竟会说出该番不知所云的言论？

凡此种种，均令人有理由相信，当局有意回避某些课题。课程文件开宗明义指出，中史科的目标是要培养学生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但政府在编写课纲时却诸多顾忌，毫不磊落，这一切都看在学生眼里，他们必然对此科目反感，那么还谈何培养其对国家的归属感？面对“为中共讳”的诘难，教育局代表指课程不会避谈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事情，似乎这样就能证明他们持平、客观地看待历史；然而，其实中国共产党早已承认大跃进和文革是过失，中国教育部在2011年制定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也指明要向学生讲授“大跃进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危害及主要教训”，因此，教育局代表的说法根本无助于释疑，反而更令人思疑当局在处理涉及中共的课题时，只敢与内地亦步亦趋，不越雷池半步。

不管此等自我设限的压力来自何方，就结果而言，均非香港学生之福，也无助于推广中史教育。若官员和学者真要帮助学生全面认识中国历史，绝不能在课纲中“自我审查”，排除重要的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