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不想向上爬？

房屋署署长罗淑佩在石荫邨长大，不少人都知道。她去年在房委会50周年纪念特刊中分享，“三岁左右搬到石荫邨，童年所有回忆都从石荫邨而来。我一直住到石荫邨拆卸重建，父母则搬到山上的安荫邨住了十多年”。

近日，她在香港恒生大学传播学院《恒传感言》节目上再次提到，“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可以在置业阶梯爬上去的时候，就把单位交出来给下一个家庭⋯⋯并不是说一出生住到老，住到百年归老都是那间屋。”

罗署长是有能力的人。她大学毕业后，1989年就加入政府的劳工主任职系，1990年成为政务主任。那个时候的二级助理劳工事务主任月薪大约是1万元，政务主任是1.7万左右。以当时的环境来说，大概是最高收入的一两成人。在1996年楼市失控飙升之前，买楼不算很困难。

没有第四代风光的九十后

事实上，1991年香港最高收入的四分一人月入大约8000元以上，但25至34岁工作人口中接近三分一人已经达到这个收入，也就是说当年的年轻人较能赚取高收入。

但到了2021年，最高收入的四分一人大约月入3万元以上，25至34岁工作人口中不到四分一人有这个收入，取而代之的是35至44岁、45至55岁工作人口中各有近三分一人达到这个收入，也说是年轻人优势不再，高收入现在较集中在中年群体。

两年前人口普查时的25至34岁大约就是九十后，也就是第五代香港人。以一般大学毕业来计算，34岁相当于已工作超过十年，在传统观念中甚至已为适婚年龄，应该要成家立室。然而，多数人收入不到3万元，而住宅单位动辄都要500万、600万，试问他们如何在私人市场置业呢？

署长说，“当年我当学生，读大学后，当时的目标就是我还是要发奋，有一天可以置业，又可以让父母搬来一起住，那就是胜利组。但现在的想法可能有点变。”其实不是想法变了，而是社会环境变了，年轻人的收入前景变了，所以他们的想法才不得不变，只好寄望资助房屋。

署长都承认过去一段时间居屋停建，公屋又供应不足，加上私楼价格高昂，所以公屋轮候时间愈来愈长。与其怪年轻人躺平，怪市民不肯迁出公屋，倒不如说最重要的成因不在需求侧，而在供应侧。

煮豆燃豆箕的炒楼游戏

可惜政府始终视房屋如投资工具。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最近在立法会会议上说，如果租置公屋只可售予房委会，“会削弱租置计划的吸引力，影响租户能透过购入自己单位而向上流的可能性”，等如说政府认同甚至支持市民透过出售公屋来置富。罗署长说得更白：“房屋除了是要来住之外，都会希望它有升值能力，可能是积聚财富的其中一个方法。既然社会是这样，我们当公营房屋主政的人，就看看尽量怎样去配合。”

官员既有如此思维，念兹在兹的自然是“置业阶段”，整天到晚希望推公屋户到居屋、居屋户到私人市场，资助房屋只是帮助一小撮人的短期需要。所以署长说，“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努力工作，赚到多点钱，可以在阶梯爬上去。做业主亦是一种人生成就。”

难道市民没有努力工作，不想赚多点钱吗？就连富商都懂得说，“唉，其实近年香港人真的几辛苦”。问题是经济市道是否畅旺，打工仔的收入有没有实质增加。公营房屋主政的人，与其配合市民买楼博升值，不如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研究怎样才能制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打工仔的薪酬待遇。如果愈来愈多年轻人好像政务主任般高收入，还要人来劝他们不要申请资助房屋吗？

相反，如果连官员都深信房屋是用来升值、积聚财富，那么代价由谁来付出呢？元朗一个单位三个月前是240万，现在却是290万，“撤辣”好像帮了市民积聚财富，但那多出的50万不正是由买入的市民来付出吗？可能他将来可以再擡高至340万出售，看似赚了50万元，但再下一个买家不用付出代价吗？官员以为自己帮了一个人，却不知害了另一个人，更令香港经济朝向虚无、泡沫化的错误方向发展。

最终，我们的楼价即使在大调整后仍是三十年前的三倍，坚尼系数在1986年至2016年间由0.453升至0.539，2021年最高与最低一成住户的收入差距扩大至16倍，做生意的人数在三十年间由17万跌到只得8万，高收入的年轻人愈来愈少。然后，官员问年轻人为什么不努力工作、赚多点钱、在阶梯爬上去？

没有再说狮子山精神，但仍然在问何不食肉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