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太一｜马斯克与特朗普的政府效率改革：雄心与乱象并存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马斯克和他的“政府效率部”把华盛顿搅得天翻地覆。这场由特斯拉创始人领衔、特朗普总统力挺的改革风暴，究竟是合法合规的革新，还是充满争议的政治冒险？

从目前来看，马斯克和他的部门总体上是在努力尝试在法律框架内推动改革。比如，他们将奥巴马在2014年设立的U.S. Digital Service（美国数字服务局）改名为U.S. DOGE Service，利用原有的合法编制空壳“借壳运作”。在操作层面，马斯克以特别顾问身份向总统及各部门提供建议，真正决定裁员、停止经费的是特朗普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只不过这些人听从了马斯克的建议，未加阻拦。

然而，行动中显然不乏争议性操作。例如，马斯克带来的一些十几岁的新员工，因未经严格安全保密训练便介入财政部工作，遭到多位前财政部长联名指责。最受诟病的，当属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举动。严格来说，只有国会才有权解散这一部门，但马斯克和特朗普团队耍了个“小聪明”：不直接解散，而是将其内部掏空、人员兼并。据悉，众议院下周将针对DOGE的行动举行听证会，进行问责。这场改革的合法效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反腐还是清除异己？

马斯克宣称自己的行动是为了削减开支、恢复民主，反对者却认为，他表面上掀起“反腐风暴”，实则为特朗普清除民主党异己，甚至有人揣测他的目标是打造“赛博朋克政府”(cyberpunk government)。那么，马斯克和特朗普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我认为，这更多是一场政治做秀。一方面，他们要给基本盘看，让人感觉大刀阔斧的改革正在进行；另一方面，也要给政治对手看，展示对反对者下重手的决心。但细究之下，马斯克的行动经不起推敲。以USAID为例，作为美国最主要的对外援助机构，其年度预算绝对值虽然高达420亿美元，超过国务院的两倍，但占美国GDP的比例仅0.2%，在七国集团中是最低的。虽然61%的美国对外援助资金来自USAID，但这也意味着其提供的援助总量仅占GDP的千份之一。与国防部8500亿美元的预算相比，更是20比1的差距。马斯克口口声声要啃硬骨头，却挑了在国会缺乏代表、受益者多在美国之外的USAID下手——毕竟，非洲难民拿不到救命药，也找不到美国来抗议。这与其说是改革魄力，不如说是政治算计。事实上，那些曾经通过法律法规给马斯克的几个公司制造麻烦的机构和个体,被裁被砍的概率确实要远远高于平均水平。

是否真的可以降本增效？

马斯克试图将管理公司“降本增效”的那一套挪用到政府机关的管理上，但这行得通吗？他能否成功落实计划？我对此颇为怀疑。马斯克在研发和创新上或许有一手，但在机构行政管理和改革上的记录并不亮眼。比如，他接手X（原推特）后将其改得乌烟瘴气，虚假信息和不良信息满天飞，声称是为了言论自由，却也将一些批评他的人禁言。在对联邦政府开刀这件事上，马斯克可能和特朗普类似：很善于“破”，但“ 破”了之后怎么“立”，他们未必有把握。有人觉得，破了之后未必需要立，毕竟目标就是瘦身。

拿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来说，即便以前政府关停期间，它都能持续释出流行病报告，而前几周却被迫暂停。如今美国禽流感随时可能爆发，一旦疫情失控，瘦身后的体系恐怕根本应付不下了。而就在美国空难频频发生，显然出现了一些结构性问题的时候，还在推进对本来就已经人手紧缺、人员疲劳的美国航空管理局及下属各机场的员工进行大规模裁员。

尽管许多裁员措施旨在节省纳税人的钱，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等机构被解雇的数百名公务员的工资来自行业费用，而不是税收，也就是说相关裁员根本不为政府或纳税人省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也已经计划召回约300名被解雇的公务员，而在此前发现错误裁掉一些核武器监督官员后，马斯克又不得不紧急试图联络他们将他们召回 – 很多人因为已经无法使用邮件而联络不上。这些混乱都表明马斯克的整个裁员计划是在无准备、无计划中较为随性的推进的，那就更谈不上精打细算去降本增效了。

学列根却在模仿失败的教训

这场大范围关停机构的风暴，已给联邦政府运作制造了不小混乱。特朗普的激进决策和马斯克的超大权力，也引发了从政界到社会层面的广泛不满。接下来事态会如何发展？美国的内政和经济会否受到大裁员计划冲击？

我认识的许多华盛顿联邦政府朋友已决定主动辞职，官僚体系确实可能变小。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操作很难精准裁掉冗余，有时反倒把效率最高的人裁掉了。特朗普的政策多有抄袭列根的痕迹，包括“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句口号，也是列根首创。当年列根政府也尝试通过削减政府减少开支，结果官僚体系砍掉近三分之一，总体开销却略有上升，反而更费钱，民众对服务质量和公平性的评价也略有下降。这次改革，恐怕也会重蹈覆辙：人砍了不少，效率却可能反而下降。

特朗普善于做简单、象征性强的事，比如签署行政令和赦免令，但真正耗费精力、需要多方斡旋平衡利益的事，他并不擅长。我们已多次看到他拍脑袋做决定，却未深入调研或考虑落实细节。比如，他取消800美元以下个人物品寄往美国的小额豁免后又不得不迅速恢复，因为他没料到评估包裹价值所需的人工和装置成本远超额外关税收入。当机场和港口包裹堆积如山时，他才意识到这并非“每个包裹自动变成政府收益”的简单算术，只能恢复豁免，让商务部再想办法，而这已是拜登政府后期就头疼却无解的问题。好在美国的法治暂未受到太大威胁，许多违宪或违法的行政令已被法官叫停。

和马斯克一样，特朗普也是商人出身。上任以来，他一边大刀阔斧削减联邦开支，一边对外挥舞关税大棒。做公司可以对内对外利益优先，治国也能如此吗？我看未必。如今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都很难纯粹利益优先。美国一些AI企业曾想利益至上，结果开源模型问世后，标普500蒸发近1万亿美元——还是得有情怀和超越利益的考量才能长久。治国更是如此，美国几十年来积累的软实力和信誉，可能被特朗普和马斯克毁于一旦。当然，对我们国家而言，这未必是坏事。或许正是中国展现大国担当的时机：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展示长期稳定支持的重要性，与特朗普的关税大棒形成对比，继续推动开放自由贸易，维护全球化成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人类挑战。

特朗普这场改革，雄心勃勃却乱象丛生。是重塑政府的壮举，还是政治冒险的闹剧？答案或许很快就会揭晓。

本文作者孙太一是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